爱在黎明破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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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张伯驹三求《平复帖》
一求《平复帖》
1935年6月下旬，湖北省遭遇特大水灾，灾民高达700多万人。为救济灾区，北京书画界组织了一场赈灾义展，所得门票收入全部捐赠湖北灾区。当时溥儒就将自己家藏的《平复帖》奉献出来参展，这可是《平复帖》诞生一千七百多年来第一次公开面向大众。所以在文化届、书画收藏界引起巨大的轰动，当时可谓观者如云。张伯驹也就是在这次赈灾义展上，第一次看到了传说中的《平复帖》。当后来得知溥儒家藏的《照夜白图》已经卖给英国人戴维德后，张伯驹立刻就想到了《平复帖》的安危，有了前车之鉴，绝不能再让这件国宝流落海外了。怎么办呢？由于张伯驹本人不方便直接找溥儒洽谈，所以他必须找一位溥儒的熟人向他说明自己的想法。这时他想到了琉璃厂悦古斋的少掌柜韩博文。提起悦古斋，民国期间在琉璃厂那可是赫赫有名的书画古玩店。老掌柜韩德盛鉴定眼力好，又善于经营，他曾经因为抢救著名的“八千麻袋大内档案”而声名鹊起。这“八千麻袋大内档案”又是怎么回事呀？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准备筹办历史博物馆，就把清宫大内的档案调拨出来作为博物馆的基本藏品。当时，政府财政收入极度不稳定，1921年，教育部为了发工资，竟然将这批大清档案装了8000麻袋，当作废纸给卖了。悦古斋老掌柜韩德盛得到消息，设法将档案从废品站买了下来，才使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躲过了化为纸浆的灾难。当时众多著名学者也都参与到了这件事中，比如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大学者罗振玉、王国维，还有著名作家鲁迅等人也参与其中。后来鲁迅先生甚至还专门写过一篇《谈所谓“大内档案” 》的文章。悦古斋老板韩德盛因为抢救“8000麻袋档案”而名利双收，当时的清朝废帝溥仪还特别赐给他一个有名无实的五品顶戴。从此悦古斋名声大震，许多文人、学者、画家都成了店中的常客，就在这种情况下，喜欢画画的悦古斋少掌柜韩博文也与恭王府溥儒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韩博文接受张伯驹的委托，专门来到恭王府拜访溥儒，他给溥儒说明了张伯驹有意收藏《平复帖》的意愿，希望溥儒能够出让。并委婉地表示，如果不愿意出手，需要用钱的话可以将《平复帖》抵押到盐业银行，但最好不要让这件国宝再流失海外了。
当时溥儒并不缺钱，他微微一笑答道：我现在不需要钱，如要相让，就20万大洋。20万大洋在当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购买力啊？我们就按当时的房价来折算一下。大家知道，民国时期，鲁迅先生曾在北京阜成门里西三条胡同买了一个三开间的四合院，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鲁迅博物馆所在地。这个院子呢共六间瓦房，鲁迅先生一共花费多少钱呢？800大洋。大家核算一下，20万大洋，在当时可以买这样的小四合院250多套。再说，1921年，恭亲王溥伟为筹措复辟满清的经费，把恭王府抵押出去的价格也只有8万大洋。张伯驹一听这个价格就明白了，溥儒开了一个天价，就是根本不想出手《平复帖》，也只好作罢。
二求《平复帖》
1937年，叶恭绰先生在上海举办“上海文献展览会”，叶恭绰，广东番禹人，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长，是民国时期的要人，也是重要的文物收藏大家。他曾藏有著名的青铜重器“西周毛公鼎”，东晋大书法家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解放后他还担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北京中国画院院长等职务。张伯驹应邀出席了这次展览会，在展会上他遇到了好友、国画大家张大千。张伯驹了解张大千和溥儒也是好朋友。张大千，名爰，号大千，四川内江人，是中国画坛的一代宗师。说到绘画，在这里还有必要再重新介绍一下溥儒。溥儒，1896年生于北京，爱新觉罗皇族，名溥儒，字心畬，又号西山逸士。他是清朝道光皇帝的曾孙，恭亲王奕?的孙子，末代皇帝溥仪的堂兄。清朝灭亡后，所以又自称“旧王孙”。溥儒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二，大哥溥伟承袭了爵位，溥伟也是清朝最后一个恭亲王。溥儒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据说获得过天文和生物双博士学位。他幼承家学，精通经史和书画，回国后以绘画为业，并很快成为民国时期京派绘画的代表人物。张大千和溥儒相识于1926年，两人可以说都是少见的丹青妙手，英雄惺惺相惜，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就享有“南张北溥”的美誉。
张伯驹听说张大千马上要去北京，就把想收藏《平复帖》的心事告诉了张大千，拜托他再与溥儒协商，表示自己愿意出六万大洋收藏《平复帖》。过了一段时间，张大千回话，溥儒依然开价二十万大洋。
三求《平复帖》
1938年1月29日，是农历丁丑年的腊月二十八，张伯驹从天津乘火车回北京过年，在火车上巧遇了民国前教育总长、大藏书家傅增湘。也正是这次巧遇，使张伯驹收藏《平复帖》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咱们先来介绍一下大藏书家傅增湘。
傅增湘，1872出生于四川，字沅叔，曾当过民国教育总长，他当教育总长的时候，还曾领导过一个大师级的著名作家，是谁呀？他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当时鲁迅担任教育部佥事，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处级干部。
另外傅增湘先生还是中国艺术界少有的伯乐，他慧眼识才，发现并培养了当代文化艺术界两位顶尖级的大师，这两位大师都是谁呀？一位是国画大师徐悲鸿，1920年，正是在傅增湘的帮助下，徐悲鸿得到去法国公费留学的名额。徐悲鸿学成归国后，还专门给傅增湘先生画肖像一幅以表示感激之情。另一位大师呢，就是当代著名学者、书画家、文物鉴定家启功。当年正是傅增湘先生把启功推荐给了辅仁大学校长、历史学家陈垣，在陈垣先生的教导下，启功由一个普通中学生最终成长为一代国学大师。傅增湘政务之余喜爱收藏古书，他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藏书家，在目录学和版本学研究方面，堪称一代大家。因为与张伯驹有着共同的爱好，所以二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忘年好友。
傅增湘在火车上告诉了张伯驹一个消息，溥儒的母亲项夫人刚刚去世，正在筹钱为亡母办丧事，他准备出售《平复帖》。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怎么回事？溥儒不是一年前刚刚出让了韩幹的《照夜白图》吗？怎么又要变卖收藏品？再说，清朝虽然灭亡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恭王府怎么也不至于到了靠变卖家产过日子的光景吧？
本来这恭亲王是清朝的铁帽子王，世袭罔替，家底是非常富有的。据说，民国初年，恭王府除了字画古玩和金银珠宝等不算，光房产土地就价值200多万两白银。但是清朝灭亡后，小恭王溥伟不甘愿接受现实，他逆势而行，妄想复辟满清，为了筹备活动经费，1912年，溥伟将恭王府除书画之外的全部珍藏一千多件历代玉器、瓷器、青铜器全部卖给了日本山中商会。后来，溥伟和二弟溥儒相继又把恭王府府邸和后花园卖给了辅仁大学。虽然溥儒当时已是北京画坛的大佬级人物，另外他还在北京国立艺专任教，领取一份薪水，但旧王府依然保留着骄奢淫逸的贵族习气，家里仍然是仆人如云，加上还养着一辆汽车，这些开销仅凭着溥儒的一支画笔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急需钱用的时候，就不得不变卖家中的收藏。据统计，从上世纪初一直到1937年，恭王府陆续变卖家藏的历代珍贵书画，那么都有哪些重要的收藏被变卖呀？我们就简单例举几件国宝级书画作品：
东晋王羲之的《游目帖》、唐颜真卿的《自书告身帖》（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唐韩幹《照夜白图》（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唐怀素《苦笋帖》（藏上海博物馆）、宋易元吉的《聚猿图》（现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宋徽宗赵佶的《五色鹦鹉赋》（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以上这六件古书画均是我国顶尖级的国宝文物，今天，除了唐朝张旭的《苦笋帖》被收藏在上海博物馆以外，其他五件国宝均在上世纪初相继流落海外，回归几无可能。但其中最最令人遗憾的是，东晋王羲之的《游目帖》流入日本后，在1945年的原子弹大爆炸中粉身碎骨、永远地化为了灰烬。
通过上面的介绍可以了解到，正是由于溥伟意图复辟满清的瞎折腾，导致恭王府中的负担越来越重，经济状况日益拮据不堪。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又没什么进项，溥儒有时急等钱用，怎么办？也只好变卖祖产了。台湾作家王家诚在《溥心畬传》中描写过溥儒变卖祖产情况。
他（溥心畬）除了把所珍藏的古书古画，出让抵押，甚至慈禧太后头上戴的、赏给乃祖的一颗祖母绿宝石，他都托学生在上海、香港一带，物色买主。
王家诚著《溥心畬传》
溥儒十四岁丧父，此后与母亲项氏相依为命，可谓母子情深！虽然当时七七事变已经爆发，北京沦陷，各大银行业务终止，但溥儒对母亲至孝，是出了名的大孝子，所以以他的性格，项夫人的丧事必须得办，而且还要办得有排场。那么坐吃山空的恭王府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出让稀世珍宝《平复帖》，来换取治丧经费这一条路了。
张伯驹在火车上听到溥儒要变卖《平复帖》的情况后，他对傅增湘说：
溥心畬以前不肯出让《平复帖》给我，他要价可高达20万大洋？
傅增湘说：
现在不一样了，溥儒是一个非常重孝道的人，母亲的丧事他要办的风风光光，手中无钱，也只好贱卖《平复帖》。
张伯驹略一思考，说：
这不是有点乘人之危吗？要不他可以把《平复帖》质押在我这里，我先借给他一万块办丧事。
傅增湘说：
你确定收藏，我去跟心畬先生谈。另外，白坚甫你认识，他可是专做日本人书画生意的掮客，他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还要委托我找心畬先生协商购买。我也是担心国宝外流呀！你几次三番求购《平复帖》，不也是为了使这件宝贝留在国内吗？
对于这个书画掮客白坚甫，张伯驹是早就认识了，白坚甫早年曾留学日本，他曾把很多国宝级的书画文物介绍卖给日本人。比如溥儒家藏的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自书告身帖》就是被他转卖给日本人的。想到这些，张伯驹就开始有些后怕了，毅然点头说道：
傅老，那这件事全委托您了！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傅增湘就给张伯驹回话说：
心畬要价四万元，他的意思不用抵押了，四万大洋买断。
于是，张伯驹马上拍板，就以四万元的价格彻底买断了《平复帖》。
终于得到了日思夜想的国宝《平复帖》，伯驹先生一连多日闭门研读宝帖，兴奋之余就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平复堂”，他还专门请人刻了印章。当时北京已被日本人占领，国难当头，前程未卜，伯驹先生也有用“平复”二字来祈愿国家、民族平安，国宝《平复帖》平安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