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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史上里程碑般的重要著作，收录了上起两汉下到宋代的文言小说六千余则。虽然在该书成立后不久，日本官方就停止了与中国（包括书籍在内）的贸易往来，但由于海商、僧侣频繁往来于东亚海域，《太平广记》大约在南宋就已经传入日本。

这样一部既有小说价值、又有类书性质的巨作，传入日本之后是如何被阅读的，其间中国文人的阐释倾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对于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近现代作家而言，他们如何在中日文学交流的历史语境中阅读、接受并化用《太平广记》，则是本论文最为关心的问题。

第一章《太平广记》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

中国进入隋朝以后，日本进入了圣德太子的时代。这期间日本积极地派出正式的使节、留学生和留学僧，他们回国之际都要带回相当数量的典籍和佛典，其中有时也包含汉籍。他们回国后一般会向朝廷提交一份携回的佛典、图、佛具等总目录，这类目录在今天为我们的文献研究给予了极大的帮助，给我们考证典籍引入日本的时间提供了重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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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日本在宇多天皇宽平六年（894）就正式决定停止派遣遣唐使团。在藤原氏主政时期，更是禁止了本国船只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这使得中日书籍交流官方记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出现了空白，似乎除了检阅当时高级公卿日记中有关汉籍的记事之外，别无他法。长时间的中断交流之后，日本再次正式接触到中国文化是在11世纪后半叶。

此时日本正处于从贵族社会向武士社会、从古代向中世转变的过渡期，新兴的武士阶层领袖平清盛开启了宋日贸易。1167年平清盛独揽大权后，开始积极推动日中贸易政策的执行，随着宋日海商和僧侣的频繁往来，大量宋代书籍也流入日本，为宋代文学在中世日本的接受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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镰仓至江户时期的接受情况由于受到宋元儒林研习外典风气的影响，京都、镰仓的五山禅僧阅读中国典籍的现象蔚然成风，成书于延文、应安年间的（1356-1375）的《异制庭训往来》

中载有的劝学书目中就有《太平广记》一书。《异制庭训往来》的使用场合为寺庙和家庭，对象为儿童，属于儿童教科书类的书籍。《太平广记》出现在这本书中，足以证明至少在此时就已经有了一定的受众。

与此同时，五山僧们所做日记、随笔也开始出现对于《太平广记》的引用和摘录情况。除此之外，由《太平广记》而引发的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接受现象，也在悄然萌生。

以日记、随笔为主的接受方式

《卧云日件录拔尤》（后文简称《日件录》）是相国寺住持瑞溪周凤在文安三年（1446）三月至文命五年（1473）五月所写的日记，总共七十四册，后由同是相国寺的学僧景徐周麟（1440-1518）的门生惟高妙安将其抄录，才得以公诸于世。

《日件录》主要记录了五山文笔僧的交往逸事、禅林的文艺活动等，其中在宝德元年（1449）十月二日这天的日记首次提及了《太平广记》。

……长照竺华来访、话次及柳文裂裳裹足之语。竺华曰、「出于太平广记、盖墨子事也。有裂衣裳裹足之语、同出于太平广记、东方朔故事也……」二人在论及《柳宗元诗集》时，说到“裂裳裹足”的话题。竺华直接指出他在《太平广记》中见到过此词，似乎是在“墨子”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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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广记》卷五“墨子”原文为：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为大夫。外治经典，内修道术，著书十篇，号为墨子。世多学者，与儒家分途，务尚俭约，颇毁孔子。有公输般者，为楚造云梯之械以攻宋。墨子闻之，往诣楚。脚坏，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

墨子为了阻止楚国攻打宋国，连夜赶往楚国去找那个制作云梯的人，在路上脚受伤了就把衣裳撕下来进行包扎。

进入江户时代后，随着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逐步扩大，《太平广记》在日本的接受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对此，北慎言最早在其《梅园日记》里描述了当时《太平广记》的引用情况：“《万叶集仙觉注》、《异制庭训》、《医学千字文注》、《日件录》、《四河入海》等都引用过《太平广记》原文。”

北静卢甚至在《万叶集仙觉注》中明确“この頭注は《太平広記》卷二十（神仙二十）「楊通幽」によっている。”后有在元禄十一年（1698），林罗山编译的《怪谈全书》收录了包括《太平广记》在内的译文四十四篇。

刊刻于日本宝历四年（1754）的《典籍概见》，记录了僧人随缘道人（？—1748）的一些口述，在一节名为“灵怪之下”的记载中有这样一段：“书灵怪奇异之事乃又一格也，故《集异》、《卓异》、《犹异》、《鸠异》等诸书甚多。《剪灯夜话》、《新话》等亦然。儒书之中，《天人感通传》、《灵验传》等亦皆此所摄，其集大成之书乃《夷坚志》四百卷、《太平广记》五百卷也”。

随缘道人认为《太平广记》是“灵怪奇异之事”的集大成著作，这也许代表了十八世纪中叶的日本学界对于《太平广记》的看法。又如日本著名儒学家大田锦城（1765-1825年）在《梧窗漫笔》中这样指出：“宋洪景庐晚年著书，纂辑《太平广记》中神怪之事，作成《夷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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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锦城认为《夷坚志》的故事“剽取”于《太平广记》，可见他本人对于《太平广记》的了解。

所收日藏汉籍七百余部，多为日本古写本、宋元旧刊本，以及流传稀少的明清刊本。在《经籍访古志》第五，子部下，类书类记有：《太平广记》。五百卷，朝鲜国刊本，注未见。江户时期的图书目录中出现的有关《太平广记》的记载向我们明示了至少在17世纪时《太平广记》就已经有诸多的刻印本在日本流传，这种流传状况奠定了日本在江户时代接受《太平广记》的基础，为日人从总体上把握《太平广记》、具体引用《太平广记》等提供了基础。

文学创作——以浅井了意为例浅井了意（？-1691）别号瓢水子、松云，生年不明，被誉为日本假名草子作家第一人及怪异小说之祖。他出身寺僧，因其父的宗派纠葛被逐出寺门，最后还俗务农，走出寺门之后以卖文为生，成为日本最早的职业作家之一。浅井了意一生完成了大量的佛教相关著作，并且著有假名草子三十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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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名草子是日本在十七世纪到十七世纪80年代间以假名与汉文混杂写作为特点盛行的一种小说文体。题材一部分来源于日本古代的文学和历史文献，另一部分也是占大部分的是取材中国古代小说。江户时代初期，中国典籍大量涌入日本，是假名草子产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一次以官方手段对向来为精英阶层和主流意识所轻视的“怪力乱神”小说文本进行重塑，通过宣传儒家伦理道德，来使社会形成“三教合一”文化观念。所以《太平广记》总是提供一个正义胜利的结果，读者通过对小说的阅读和欣赏，较为容易形成去恶向善的思想观念，因而有利于王权的教化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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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百物语》则不设置这样的结局，原因在于日本社会并不存在绝对的正义感。在日本的社会观念中，并没有像儒家伦理道德一样强大、绝对、并被全民内化为意识形态一部分的是非体系存在，从这个角度解释，《百物语》中的故事不像《太平广记》一样设定正义必胜的结局是符合日本社会意识和心理状态的。

总而言之，《太平广记》传入日本以后，先是小范围的在学僧之间传播，他们多以《太平广记》作为自己阅读其他汉籍的注解，仅将《太平广记》作为工具书来使用，还没有关注到《太平广记》作为文学本身的价值。随着日本进入江户时期，《太平广记》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叙事艺术的逐步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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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文学性的一面被挖掘，开始出现了以《太平广记》中的怪异故事为蓝本创作的“翻案”，正因为其故事的怪异有趣，可读性非常高，以《太平广记》为首的中国典籍逐渐成为了日本作家塑造自己本土文学作品的素材——将中国原型故事加以摹仿以及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这种创新从浅井了意起，才刚刚开始。

从工具书到小说素材库——《太平广记》在日本的接受流

变

《太平广记》传入日本以后，最先是在学僧中小范围的传播，再逐步扩大到知识分子群体。从镰仓至江户以前，他们多以《太平广记》作为自己阅读其他汉籍的“词典”，例如相国寺的学僧景徐周麟与长照竺华讨论到《柳宗元诗集》令人不解之处时，长照竺华援引《太平广记》的“墨子”篇解答了疑惑。他们仅将《太平广记》作为工具书来使用，还没有关注到《太平广记》作为文学本身的价值。

直到日本进入江户时期，伴随着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的传播进入高潮，《太平广记》作为小说所具有的文学性价值被发现，逐步成为了日本“翻案”小说的重要素材。《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一件大事，与同时期编纂成书的史实典故一千卷《太平御览》、诗文一千卷《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最大的不同就是它广搜小说、传记、故事、野史撰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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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初，小说虽还没有达到像经、史一般的的崇高地位，也不具备诗、赋的正统身份，但早期因为小说经历过魏晋南北朝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具备一定规模的志怪小说，小说文体的独立和成熟已成为人们无法忽视的存在。而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古代小说文体的成熟，加之蔚然可观的数量，不得不引起编纂者们的重视。

据宁稼雨先生《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统计，唐前期小说一百八十余种，唐五代小说三百三十余种，合计约五百二十种。而《太平广记》的引书多达四百一十九种，大约占到当时图书总量的六、七分之一。小说正是以此种强势的姿态使编纂者整理文献时无法忽略这些图书的存在，从而最终形成与经国大略无甚要害的小说一类。

一、宋元时期中国文人的使用

由于受到宋元儒林研习外典风气的影响，《太平广记》由此走进五山学僧们的视野。宋元时期的中国文人看待和使用《太平广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也会影响日本文人对《太平广记》的使用。因此，探究中国文人对《太平广记》的态度就极为重要。

据牛景丽在《<太平广记>的传播与影响》一书中统计最早记载北宋人亲身阅读《太平广记》的文献为《法藏碎金路》卷五。本卷共有三则《太平广记》的相关的记载。分别是：“予览《太平广记》第一百七十六器量事类引《国史异纂》云，卢尚书承庆，总章初考内外官……”“予览《太平广记》第一百八十引《摭言》云，费冠卿元和二年及第……”、“《太平广记》第四百五奇物门类说李德裕东都平泉庄……”都是记叙作者晁迥读书的所感所悟。

至此，《太平广记》作为小说的故事性被发现，完成了由工具书到小说素材的转变。由此可见，《太平广记》在两宋期间主要是被当作文人必备的参考书、工具书来使用的。直到宋代说话的出现，使《太平广记》实现了被传播至千家万户的可能，对《太平广记》的取材再创作也就应运而生。也就是说，从《太平广记》在宋元时期也经历了从工具书到小说素材库的转变，只不过这个转变期很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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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道：“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

尽管唐代小说在理论上仍旧薄弱，但是在小说实践创作中已经赋予了小说崭新的内涵。宋元话本小说更使中国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产生了巨大的变革，看到了小说与一定时代的社会风尚、哲学思想、审美观念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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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太平广记》在宋元时期经历了由工具书到小说素材库的迅速转变，是有着小说观念迅速推进作为理论支撑的。而在日本这种转变却耗时了四百年之久，这其中是否也存在小说的概念在日本演进程度的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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