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那些后来成为香江传奇的名字似乎大都生活在颠沛流离中。

霍英东因为停学不得不开始做苦力，而李嘉诚则因为潮汕沦陷正举家逃亡。

几乎同期，一个来自广东海丰的后生仔开始在香港街头混迹，他擦过皮鞋、卖过报纸、也做过人力车夫。

自诩为吕洞宾的后人，应该是他当时最大的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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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香港没什么人肯当差，所以警方偶尔会到上环三角码头，抓一些苦力和人力车夫强迫他们加入警队。

对此，警署有一个特别用词——“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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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1月9日，在三角码头拉人力车的这个后生仔就这样稀里糊涂加入警队。

而多年之后，他却在警队建立了一套与黑社会制度相关的贪污机制。这个人，就是后来著名的“五亿探长”吕乐。

1955年，吕乐带队大破14k钻石山集会案，无疑是他的成名一战。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第二年香港“双十暴动”期间，他利用与14k等黑社会组织的关系，为维持治安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双十暴动

自此之后，他开始受到香港警方英籍高层关注、并逐步上位。

吕乐之所以让这些黑帮组织可以为他所用，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他与新义安“向家”的姻亲关系。

又因为这份世交故旧，多年之后，永盛电影公司的两位向老板，在选择拍摄一部传记电影的时候，也想到了他。

"向华胜

当然，这只是他们选择拍摄吕乐的原因之一。《跛豪》的成功，开启了传记片的拍摄风潮才是基础。

“麦当雄搞了《跛豪》很成功。之后很短时间，向生就问我看过没有？我说看过，他问我觉得如何，我说不用说了，立即就拍雷洛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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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永盛”制作总监的王晶，曾这样回忆过《雷洛传》的拍摄初衷。

1991年初，麦当雄的《跛豪》大卖之后，向来对市场敏锐的向华胜立即决定开拍一部同类题材的枭雄传记片。

鉴于《跛豪》的原型是吴锡豪，向老板与王晶很快决定了将与“向家”渊源颇深的吕乐搬上大荧幕。

他们是同处一个时代的黑道与警队大佬、交集甚密，何况《跛豪》已经引出了“雷老虎”这个人物。

“本片摄制时，未经吴锡豪先生同意。如片内有模仿影射等情节，实属巧合。并为可能引起不便之处，向吴先生致歉意。”

相信很多人对《跛豪》中这段对吴锡豪致歉的字幕，始终记忆犹新。

之所以有出现这段道歉，因为《跛豪》的拍摄，始终没有经过吴锡豪本人同意。

"吴锡豪

而监制萧若元之后也曾坦言，当时确实有“跛豪”的门生找过他晦气。

显然，拍摄这类传记片，能否得到原型人物同意，无疑是一个大前提问题。

“公司一直和这位先生关系密切，一直有和他联络，可说是有一定工作上的方便。到最后也不知道是何原因，结果是可以拍，但不可以以他的真名来拍摄。”

根据刘国昌导演的回忆，吕乐对于“永盛”拍摄这部电影显然知情。

至于吕乐曾在媒体刊登启事，表示可能会因为这部电影追究“永盛”的法律责任，原因只是最初影片直接用他的名字做戏名。

所以当《吕乐》更名《雷洛传》后，他还是没有为难两位故人，争议就此也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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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盛已开始在变，无论这个变化是否彻底，肯定的是永盛在寻求突破。最近陈嘉上的《逃学威龙》及刘国昌的《雷洛传》就是最佳佐证。”

在杨孝文的《电影界的神话——永盛》一文中，曾这样肯定两位导演带给永盛的变化与突破。

特别是《雷洛传》，彻底放弃“永盛出品——充满娱乐性”，无疑是更加明显的改变。

尽管刘国昌导演强调，这部电影剧本大纲早就由公司决定，但正如当年这篇文章所言，这部电影“已经完全盖过了一切王晶化或永盛化的痕迹”。

显然，这是一部刘国昌电影。至于永盛为什么找到他，无疑是与导演之前的两部作品有关。

“《蝶变》中那些蝴蝶就是我贴上去的”，记得刘国昌导演对我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与许鞍华、方育平等绝大多数新浪潮导演的经历都相似。留学——电视台——电影圈。

七十年代末，刘国昌从南加州大学电影系硕士毕业后回到香港，在帮助老友徐克完成处女作《蝶变》后，加入香港电台电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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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末，在港台已经执导过《香港香港》、以及《狮子山下》中的多部单元剧之后，他获得左派电影公司银都机构赏识进入电影圈。

“两年前刘国昌毅然离开港台电视部，拍他第一部电影，找我作编剧，我受宠若惊，因为我当时从未写过电影剧本。”

刘国昌导演前六部电影的编剧，也是周星驰《功夫》的编剧之一陈文强，曾在“《童党》编剧自白书”一文忆述过他们一起进入电影圈，创作首部电影《童党》的经历。

陈文强坦言，对于这部电影，他与刘国昌都有野心，想要拍出一部令人刮目相看的写实电影。

而《童党》从上映之后、包括时至今日的影响力来看，这部反映不良少年的电影，无疑达到了他们的基本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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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不仅成为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重要作品之一，也一举奠定了导演写实主义、关注社会问题的个人风格。

《童党》之后，刘国昌又将他下一部电影关注的方向，指向了另外一个社会边缘群体——香港庙街的妓女。

在影片拍摄之前，他带着影后张艾嘉深入庙街，了解这些社会低层女性的真实生活状况。

在影片上映之前，他为了力求真实与震撼，又拒绝了删减其中二十几句对白，最终让这部电影只能以三级片上映。

尽管这些做法会让电影的前期筹备耗费大量时间，上映后也会失去部分观众，但刘国昌还是坚持了这份执念，而《庙街皇后》也正是因此才再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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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片丰富流畅，奇情紧凑……最后则安排了喜出望外的大团圆结局，化哭为笑，令观众感到美满。”

影评人石琪，曾在《庙街皇后》上映两天后的《明报》专栏中，撰写过一篇影评盛赞这部电影。

影片的女配角刘玉翠，也因此获得第十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和最佳新人奖两项殊荣。并成为首位在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凭借同一部电影拿到两项个人奖项的女演员。

这两部电影之后，刘国昌导演自然开始受到各大电影公司关注，而这其中就包括“永盛”。

“我本身感觉到这题材有发挥余地，这是一个很大的subject matter，而我可透过这subject matter 说很多东西。”

刘国昌导演当年的这段话，大概最能直接表达他之所以接拍《雷洛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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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一家左派电影公司拍摄社会写实题材影片出身，转而为“永盛”这样的商业巨头拍片，对于双方无疑都是全新的尝试。

何况尽管“永盛”是因为导演驾驭写实片的能力，才找到他。但刘国昌同时坦言，老板找他时候已经明确告知，所谓写实方法拍摄，其实只是包装的一部分，他们要求的是一个“似真人物”。

新公司、新题材，也许这是每个导演都会面临和解决的问题。对于刘国昌来说，其实真正的挑战是“永盛”的制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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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无论两位向老板还是王晶，最擅长的就是紧抓市场热度，无论是自己公司的电影大卖后拍续集，还是其他公司的电影成功后跟风。

这就要求制作团队要在极其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一部电影，甚至是越快越好。

然而从导演之前的创作方式来看，仅仅是前期准备需要搜集大量资料这一项，就难以满足他的要求。

“时间十分仓促，由决定开拍到正式拍摄只有三星期，很多找资料的工作都没有时间做，在没法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还要顾及制作、找演员及找景方面的问题，所以很多东西做出来并不十全十美。”

刘国昌导演曾这样无奈与遗憾的表达过，这部电影的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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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仅是影片的前期筹备没有给到他时间，实际的拍摄同样非常紧迫。

仅从演员方面来看，要么是刘德华不在香港、要么又是其他演员撞期，所以真正给到刘国昌的时间可想而知。

大概唯一让他满意的是美术、布景的部分，尽管时间仓促，但都做到了极其细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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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昌将《雷洛传》拍到很长，拍了三个多小时。我特别记得向先生问怎么办？拍了三个多小时。”

王晶在谈到他参与《雷洛传》的制作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他与向华胜大概都没有想到，在有限的资料与时间下，刘国昌还可以将这部电影拍出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这个时长在当时来说，反而成为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王晶后来忆述，当时他陪着刘国昌在剪片室一直剪到天亮。很多东西导演难以取舍也是他慢慢哄。

这样一来，再加入一些郭富城的戏份等等，原计划香港版本两个多小时的电影最终也变成了上下集。

对此，大概很多观众都会有非常直观的感受，两部《雷洛传》显然有些差距，而这也无疑成为导演最遗憾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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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如果这套电影将来可以出一部导演剪辑版，相信一定会有无数影迷大力支持。

1991年10月前后，《雷洛传》上下集在嘉禾院线相继上映，并且最终以累积五千三百万票房，分列当年票房排行榜第7位、第13位。

特别是《雷洛传》上集，更获得了第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包括最佳电影、最佳导演在内的8 项提名。

刘德华甚至这样评价过《雷洛传》：“这部电影真正让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全方位的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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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在他推荐自己拍摄过的影片榜单上，这部电影也高居第一位。

也许，对于刘国昌导演来说，这部电影还有种种的无奈与遗憾，但影片的这些成绩以及后来的影响力，应该还是已经足以让他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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