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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熊坤静

长篇小说《三家巷》作为5卷本鸿篇巨著《一代风流》的第一卷，是杰出的人民作家、我国革命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的卓越代表者之一欧阳山最为出色的作品。它以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为背景，通过对周铁、陈万利、何应元三个家庭错综复杂的关系、矛盾斗争和命运变幻的生动刻画，真实地反映了省港大罢工、沙基惨案、国民革命军北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广州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上世纪20年代动荡复杂的社会历史风貌。

那么，这部填补了我国当代文学反映上世纪20年代南方革命斗争这一空白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其前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投身革命洪流中

欧阳山，原名杨凤岐，1908年12月11日出生在湖北荆州市（今江陵）一个贫困家庭。他出生不久即被卖给姓杨的人家。从小随养父相继辗转流浪于武昌、郑州、西安、北京、镇江、上海等地，最后流落到广州，进入光孝寺小学学习，课外阅读了《封神榜》《三国演义》等书籍。1922年秋，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广东省高等师范（后改名为中山大学）附属师范学校初中一年级。期间，他看到了广州市的青年学生们开展五四革命运动的活动情形，在思想上深受启迪和鼓舞。1924年秋，他跳级考入广州市立师范学校高中一年级，并以“凡鸟”为笔名，在上海《学生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那一夜》，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

1925年5月下旬的一天，欧阳山偕同窗好友乘船北上，准备报考北京大学。当他们途经上海时，因码头工人罢工而被迫滞留。6月1日，他亲眼目睹了一场撼天动地的由全上海市20多万名工人参加的游行示威大罢工运动，而这次罢工运动的起因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他到达北京还未参加考试，就突然收到了一封家书，得知养父因省港大罢工在香港再次失业了。在学费和生活费都没有着落的情况下，他被迫重新回到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续读高中。为了缓解家庭窘迫的局面，他开始尝试半工半读，于同年11月在当时广州最大的明珠映画院（今羊城电影院）兼做助理编辑，其任务主要是负责编辑《明珠》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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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山

此时，国共两党开始首次合作，广州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欧阳山在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的感召下，以极大的热情和努力投身于这一伟大的革命洪流中。在学校里，他积极担任了校学生会出版部干事，负责宣传出版工作；同时还与同学们一起成立宣传队，先后到韶关、新会的城镇农村中去，开展宣传教育和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在社会上，他积极帮助从香港回来的省港大罢工的工人们组织夜校，上政治课，兴办扫盲识字班普及文化教育，联络社会各界筹措文艺义演和爱国募捐活动。由此引起了校方的注意，加之他又是市立师范学校学潮运动的骨干分子和组织者之一，因而在1926年1月学潮失败后，他被校方除名。自此，他一面坚持搞文学活动，联络十多个青年人，组织了一个“广州文学会”，主编出版《广州文学》周刊，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处女作《玫瑰残了》；一面加入国民党，还到国民革命军准备北伐的部队中去做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期间，他曾得到在中山大学短暂任教的郭沫若的帮助，成为该校预科的旁听生，有幸聆听其精彩授课，开始初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进步的文艺思想和创作理念。

1927年初，欧阳山拜访了景仰已久的时任中山大学教务长兼中文系主任的鲁迅，并在此后与鲁迅的密切交往中受益匪浅。之后数年间，欧阳山陆续创作发表了《桃君的情人》《莲蓉月》《爱之奔流》《密斯红》《竹尺和铁锤》等中长篇小说和《仙宫》《再会吧黑猫》《流浪人的笔迹》《钟手》等短篇小说集，以及诗集《坟歌》，诗与散文合集《杂碎集》等，成长为一名职业作家。

成长为优秀革命作家

1930年2月，欧阳山在南京与好友张天翼合作主编进步刊物《幼稚》周刊。在办刊中，为了迷惑敌人、保护自己，欧阳山便将其以前最喜欢用的“罗西”笔名换成一个谁也不熟悉的新笔名“欧阳山”。这一笔名从此伴随他终生。

因军阀混战，出版业不景气，欧阳山在南京、上海等地辗转之后，于1931年冬回到广州。1932年9月，他创办了《广州文艺》周刊，主要刊发评论、小说、诗歌、杂文、随笔、翻译等作品。因刊物深受社会各界欢迎，群众来稿踊跃，故该刊发行量很快就增加到2000多份，甚至还发行到了香港、澳门、南洋和美国的旧金山。在此基础上，他通过在上海“左联”工作的翻译家韩起，与鲁迅和中国“左联”取得联系，组织成立了 “左联广州分盟”，积极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同年8月，《广州文艺》周刊被国民党反动军阀查封并禁止发行，欧阳山及其战友们也作为政治犯受到通缉。形势所迫，欧阳山和另一位进步女作家草明秘密乘船逃往上海。与上海的左翼作家联盟接上头后，欧阳山即把广州的“左联”关系转到了上海“左联”来，并与草明结为革命的伴侣。从此，欧阳山夫妇加入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鲁迅的领导下，与国民党的 “文化围剿”进行了殊死的战斗。欧阳山除了编辑出版进步刊物，刊发革命文艺作品，扶植进步文学青年外，还翻译了大量的外国进步文艺作品，成为“左联”时期的重要作家之一。在并肩战斗中，他不仅深得鲁迅教诲，还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抗战爆发后，欧阳山夫妇被迫离沪于1937年9月重回广州，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广州沦陷前夕，他们辗转长沙、贵阳，于1939年春来到重庆。此后两年间，欧阳山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并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积极从事着抗战文艺的工作。有一次，周恩来在与“文抗”的同志们开座谈会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们要创作大众化的、通俗的抗战文艺作品。而以往的那种欧化风格、小资情调、学生腔，得彻底改一改。不然，民众读不懂你们的作品，你们的工作就是无效劳动。”周恩来的这番教导使欧阳山明确了今后的任务和创作方向。他满腔热忱，笔耕不辍，在重庆郊区相继写出了《战果》《皱眉的射手》《英烈传》等大量反映抗战军民英勇斗争的大众小说。1940年7月，经周恩来、沙汀等人介绍，欧阳山夫妇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人生的重大转折。

皖南事变后，迫于重庆日益严峻的斗争形势，经周恩来安排，欧阳山于1941年4月间乘车辗转抵达延安，与先期到达的妻子团聚。在化装出发前夕，周恩来特意来看望欧阳山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延安的生活和工作的条件都非常艰苦，你要有克服困难的足够的思想准备。到延安去吧，那里的人民需要你们，那里的工作需要你们，你们要想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需要到那里去。努力奋斗吧，欧阳山同志，我在等着读你写延安的作品呀！”临别时，周恩来又一次紧紧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道：“毛泽东同志在等待着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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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毛泽东致丁玲、欧阳山的信。

抵延安后，欧阳山先是被任命为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常委，不久又担任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主任。他和文艺研究室的同志们一起勤奋努力工作，除编写出了《中国新文学史纲》这样一部大书，还为未来的新中国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人才。1942年，他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并有幸亲耳聆听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到很大的震动和教育。整风运动结束后，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指示，主动请缨深入基层，调到陕甘宁边区文协从事专业创作，同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边区文化协会理事。他根据一位名叫邹兰英的普通农村妇女如何翻身得解放，又是怎样积极带头参加边区合作社，终于成为群众十分爱戴拥护的劳动模范的人生经历，创作了人物速写《活在新社会里》，这篇特写和作家丁玲写的《田保霖》一同刊发在延安《解放日报》1944年6月30日版上。毛主席当晚一口气读完了这两篇文章后，非常高兴，次日一早就致信丁玲和欧阳山，约他们面谈。

受到毛主席接见后，欧阳山打起背包徒步来到当时边区树立的模范集体延安县柳林子村南区合作社安家落户，并担任了合作社的秘书和助理会计。这次深入群众、体验生活，使他彻底改变了自己以往的写作风格和语言风格。1946年初，他采用陕北方言作为书中的人物语言，并以北方普通话语言作为全书的叙述语言，创作出反映延安生活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小说一经问世，就深受陕北人民欢迎，成为解放区新文艺的重要收获。1948年，华北局还专门把这部小说列入区级干部的必读书目之中。欧阳山也由此跨入到了同一时期解放区优秀作家的行列。

偿夙愿创作《三家巷》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山先后担任广州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文艺处处长、广州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广州市总工会文艺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华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文教厅副厅长、中国作协广东分会主席、广东省委文教部副部长、广东省委候补委员及委员等职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相继创作发表了中篇小说《英雄三生》《前途似锦》《红花冈畔》和短篇小说《慧眼》《冤家路窄》《乡下奇人》等一批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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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欧阳山在广州留影。

从1957年2月14日起，欧阳山开始创作多卷本长篇小说《一代风流》的第一卷《三家巷》。这源于他十多年前许下的一个诺言。1942年冬季的一个“残阳如血”的傍晚，当他和好友周而复在延河边并肩漫步时，便热血沸腾，踌躇满志，一起发誓每人要为未来的新中国写出一部大书来。此后，他就开始了长期的构思酝酿，他后来口述回忆说：“通过（整风）学习，我就明白了中国的民主革命是有两条道路的：一条是资产阶级道路，一条是无产阶级道路。实际上到1942—1943年为止，在中国所进行的这些斗争都是这两条道路的斗争。明白了这一点后，我就想起来准备写一本小说叫做‘革命与反革命’，这样来表现这一时期革命的中心内容。但那时全国还没有解放，甚至抗日还没有得到胜利，虽有这个想法也不可能实现：一方面是自己的创作准备不够，许多人物、场景、材料、结构、故事等等都没能够完成；另外一方面现实本身的发展好像也没有达到一个显著的阶段，在历史上可以划大一点的历史阶段还没有到，所以一直就这么酝酿着。”“一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这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就看得清楚了，这确实是一个历史阶段，中国两条道路斗争到这时有了结果，眉目清楚了。这个时候从时代方面来讲，材料就已经收集得成熟了。但是虽然这样，当时又有许多工作要做，建国后百废待举。所以也是抽不出时间来搞，同时这些人物的典型性格也还没有酝酿成熟。所以一直等，从1949年解放到1957年经过八年的酝酿，人物的典型性格慢慢成熟了，特别是主要人物的典型性格成熟了，那么就可以开始着手做写作计划……”

岂料刚动笔不久，欧阳山即因眼病而被迫住院治疗达半年之久。此后耗时两年多，到1959年9月才完成26万多字的《三家巷》，并在《羊城晚报》副刊上连载，颇受广大读者欢迎。在此鼓舞下，作家继续笔耕不辍，但因受“文革”冲击，后4卷直至1984年才陆续写成。1985年，五卷全部出版，它们成为反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30年曲折而又光辉历程的恢宏历史画卷。

面世后一版再版

从1959年8月3日起，小说《三家巷》开始在《羊城晚报》副刊“花地”上连载发表。随之，不仅出现了广州百姓排队买报、争相传读的火热场面，而且全国各地的读者也竞相订阅晚报，以致该报大有“洛阳纸贵”之势。同年9月，该小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年底前再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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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三家巷》。

该小说面世后，社会反响巨大。仅1959年11月至1964年7月上旬，全国各种报纸、杂志就先后发表评论、读者座谈报道达50多篇，给予作品充分肯定。1964年7月9日，《羊城晚报》转载了蔡葵在同年《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题为《周炳形象及其他——关于〈三家巷〉〈苦斗〉的评论问题》一文，由此将对这两部小说的讨论引入一个新的阶段。围绕作品究竟是反映了历史真实和时代精神还是歪曲了历史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其中持批评意见的文字多达300万字。同时作家本人也遭批判，被下放农村接受教育和改造，中断了写作。欧阳山有几次开会碰见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时，陶铸都安慰他说：可以继续往下写，不要紧，如果写不好，可以修改嘛！正是有了陶铸的关怀与支持，《三家巷》才得以在新华书店继续销售，欧阳山也深受鼓舞，以顽强的毅力抱病坚持创作第三、四卷。

“文革”爆发后，《三家巷》等作品被极“左”路线诬为宣扬阶级调和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遭到猛烈批判。与此同时，不仅欧阳山被抄家、停职，剥夺了创作的权利，关进“牛棚”，横遭批判和迫害。就连当年组织该小说在《羊城晚报》副刊上连载的编辑也被株连，惨遭关押、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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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欧阳山（中）与王为一导演（右）讨论《三家巷》电影剧本。

粉碎“四人帮”后，小说《三家巷》得以重见天日，曾出现了被广东人民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竞相印行的火热场面，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自1960年初版后，又分别于1979年、1983年、1999年、2005年、2006年和2009年多次再版或出版。该小说还陆续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大型舞剧播出和上演，从而使该小说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

特别是文艺界，对小说《三家巷》的评价很高。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王庆生《中国当代文学》（上）、金汉、冯云青、李新宇《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唐金海《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王万森《中国当代文学50年》和金汉《中国当代小说艺术演变史》等，都不吝笔墨予以高度评价。其中《20世纪中国文学通史》认为：“《三家巷》塑造了周炳、陈文雄、陈文婷等一批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他们有着复杂的个性特征和情感世界。”“在艺术上继承了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中国当代文学50年》指出：“《三家巷》是五卷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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