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认》电影基本情节回顾

黛博拉·利普斯塔特（ 饰：蕾切尔·薇兹）及其负责其书《否认纳粹屠犹：对真理和记忆的持续凌辱》出版及发售工作的企鹅出版社将大卫·欧文诽谤罪诉讼视作超越个人名誉之争的对全体犹太人的对抗，并于深思熟虑后选择对欧文进行正面回应。

鉴于英国诽谤法对名誉维护的特殊性，利普斯塔特教授及企鹅出版社作为被告需要负责搜集并提供支持己方的有力证据，否则就需要向欧文交纳因损害其名誉而补偿的天价赔付金及诉讼费。

由于案件涉及内容的特殊政治敏感性，世界媒体纷纷将目光聚焦于纳粹屠犹历史上，这正是此文所研究的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案件准备上，利普斯斯塔特团队说设定辩护目标为无需证明客观事件纳粹屠犹真实性，法庭既无必要也无效力对历史事实进行判决（实际上，利普斯塔特团队辩护过程及案件审判影响远超于律师团队为该案所设定界限，这一点会在下文进行论述），而仅需证明利普斯塔特著作中对欧文中伤性话语具备其真实性即可。

幸存者回避

处于同样目的，律师团队建议利普斯坦特不携带屠杀幸存者出庭，于照顾幸存者心理方面，其也有对于不希望幸存者在法庭上受到欧文诘责与羞辱而导致心灵创口再次撕裂的考量。

"黛博拉·利普斯塔特：蕾切尔·薇滋所饰

辩护天团

在辩护人团队方面，利普斯塔特案总设计师与代表人为曾受理戴安娜王妃离婚案英国初级律师安东尼·朱利叶斯，并在其建议下邀请英国王室法律顾问、诽谤案专家兰普顿出庭辩护。考虑到案件所涉及历史研究领域内容，为对欧文言论进行更精确辩驳，利普斯塔特邀请5位专家学者作为辩护人团队成员，分别为：美国大屠杀研究专家克里斯托弗·布朗宁，其负责"最后解决"问题，即对欧文所称"1941年以后犹太人被杀不是第三帝国最高层进行授权的系统性谋杀"辩驳；德国历史学家彼得·隆格里希，负责研究希特勒反犹表现，以印证欧文"纳粹迫害政策是偶然的，而非种族灭绝"观点错误；首席专家证人理查德·埃万斯教授，负责分析考察欧文所有著作，审查其中内容是否有辱历史学家名誉；荷兰建筑学专家罗伯特·简·冯·佩尔特负责考察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及焚尸设备功能及柏林自由大学政治学教授豪约·丰克来判定欧文是否具备极端思想倾向及其与右翼势力联系。

"大卫·欧文

欧文方面则由自己作为代表出庭受审，没有聘请任何律师及专家。

激辩焦点

为削弱欧文演讲口才及煽情对于事实可能造成混淆效果，利普斯塔特团队说服欧文此次案情审判不配备陪审团。案件自2000年1月11日开庭审理至2000年3月15日审判结束，双方交锋集中点为：

一、欧文是希特勒的支持者和辩护者；

二、欧文是大屠杀否认者；

三、欧文具有极端主义和新纳粹主义政治倾向；

四、欧文是一名种族主义者及反犹主义者；

五、欧文不是真正的历史学家；

六、戈培尔日记事件中欧文涉嫌非法盗用文件及将其置于毁坏风险之下。

案件审判结果为，六项指控因素中，除对案情走向效力微不足道戈培尔日记时间外，利普斯塔特团体全部证实其指控符合事实且具备充足分量，故利普斯塔特及企鹅出版社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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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面对并思考的问题

利普斯塔特案被誉为"历史的审判"，其不仅被视为对于犹太人苦难历史及生命尊严维护，并且督促公众反思言论自由限度，使其在严格出版审查制度与将错误及具备攻击性言论容纳于自由民主社会任辩驳检验真理的两种措施间进行更深入思考。而对历史学界而言，其所带来更为严峻问题为法律在历史真相审判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历史真相复原究竟是仅依赖历史研究还是需要法律程序介入进行确认？这是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面对并思考的问题。

在利普斯塔特案开庭审理前，利普斯塔特及其律师团队均对法庭审理历史事实抱有怀疑态度并竭力避免这一事件发生，我们能从利普斯塔特言论中观察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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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独评

首先，利普斯塔特认为"法律会提供给大屠杀一种'禁果',使其更有诱惑力"，即利普斯塔特担忧假若开启将法律审判作为核准历史真相先例，则对大屠杀否认者则能够察觉到对其目的实现希望的保留——大屠杀否认者仅需一场法律层面胜诉就能够将关于大屠杀历史真相全部推翻的可能。

再者，利普斯塔特认为历史学家"会考虑事件或文献的背景和环境，坚信其他历史学家可能会看到同样的资料，得出迥然不同的结论""随着新的文献或资料浮出水面，他们的真相会被搁置一边"，即历史学家得出结论均是依据现有文献材料对过往进行一种合理化复原或解释，其结论或许会被其他理解质疑，或被更具说服力新资料文献推翻。

历史学家并不能全然恢复而仅能尽可能靠近历史事实，但这种并不完全精准、客观的论述并不能因其特性被认定为无效。普利斯塔特这种态度在其胜诉后对来信犹太人安慰中也能够得到体现，如犹太人安妮·贝尔托利纳感激普利斯塔特教授胜诉使得其在集中营中罹难母亲避免再次成为受害者，而普利斯塔特回应则是"即使不幸让欧文赢了，她的母亲也不会再次成为受害者。欧文有能力去搞很大的恶作剧，但他没有能力去使人再次成为受害者。"由此可见，普利斯塔特认定，即使欧文胜诉，法庭也并不具备裁决历史真相效力了。

然而，在案件实际审理中，普利斯塔特团队与欧文一方所辩驳话题则早已逾越之划定不涉及对纳粹屠犹事件真伪审察的红线，而是以资料支撑考辨起许多屠犹细节。如欧文在于兰普顿教授关于集中营中氰化物残留及毒气室功效对峙时，兰普顿教授用齐克隆b含量否认《罗伊希克报告》准确性及欧文诡辩氰化物为尸体及衣物灭虱，以及"全副武装党卫军不可能选择冒着盟军轰炸风险由驻扎地跑2.5—3公里的路到比尔瑙克集中营地窖中避难"来驳斥欧文关于毒气室是作为党卫军防空洞修建观点，这些基于现实证据分析揭示比尔瑙克集中营毒气室实际功用是纳粹使用氰化物批量谋杀犹太人工具，也间接证明大屠杀事件真实性。

除此之外，在检验欧文是否遵循历史学家客观、真实运用史料时，埃万斯就希姆莱电话日志一事同欧文展开辩驳，"运自柏林的犹太人，不要清除"原始命令及欧文于《希特勒的战争》中"希姆莱被要求从希特勒地堡中给海因里希打电话，告诉他犹太人不要被清除的明确命令"则存在明显语义扭曲及出入，在兰普顿教授质疑欧文无法掌控自己主观解释，不具备客观的援引原始资料的史学家基本素养时，同样在其选择的具体案例上显示出纳粹高层掌握整个系统性的灭犹计划，并对此命令执行负有全部责任。由此可见，普利斯塔特团队实质上将对部分触及纳粹屠犹事件真伪的核心证据呈现于法庭之上，对欧文否认态度进行驳斥，从而也使得法庭间接成为纳粹屠犹历史事实裁决者。

在法律应用层面上

利普斯塔特案突破之前大屠杀研究者与否认者仅在学术研究领域辩驳方式，成功运用法律手段对否认大屠杀进行批判及制裁。该案胜利对世界范围内纳粹屠犹否认者是个沉重打击，它从法律层面打击否认者嚣张气焰，为数百万受害者讨回公道。由于法律仲裁权威效力及广泛社会关注度，社会上关于纳粹屠犹问题关注再度高涨，对于其非人道主义手段谴责更加猛烈，以欧文为代表否认者也由幕后被推向台前，成为众矢之的。在此之后，联合国及国际组织，各国家纷纷将否认纳粹屠犹即犯罪写进法律。

在应对反犹言论时

学者等不再纯粹希冀获得金钱支持、博取公众眼球的大屠杀否认者受学界漠视自行离开，而是认识到法庭裁定强制力及公开辩论具备其驳斥效益。在实际应用层面，学术研究应当着眼于细微事实，发掘并核查纳粹屠犹真相，为法律提供说服力及可信度；而法律则负责对公众行为进行强力制约并提供社会舆论及价值引导，二者属于一脉相承关系。在重大政治性历史问题上，历史研究应当具备其现实关怀，与社会问题相结合是历史学发展中一大可行方向。

如果一个人真的相信自己所认为的，并表达了这些观点，是否应该支持？在这件事上，答案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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