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宏伟

"网上流传因王宝强离婚而名声大噪的宋喆请不到律师，更有包括吴法天在内的多位律师在网上公开发表拒绝为宋喆代理案件的声明。

周立新律师写了一篇应当为宋喆代理案件的评论文章，瞬间招致同行谩骂。

我不评价这些人的价值选择，但我得说，拒绝代理的人和谩骂周立新律师的人人，其行为有悖律师伦理。

谁有权利审判宋喆？

同情王宝强，是因为多数人选择了相信王宝强。但是，王宝强说的就一定是真的吗？

这里，我请各位看看《豪门孽债》这部电影，根据美国著名律师德肖维茨代理的真实案例改编——克劳什杀妻案。

案情是这样的。1979年圣诞节，富有的罗德岛社交名流萨尼在她的宅邸中昏迷被送进了医院，直到临终也没有人知道她患病的原因。 随后，萨尼的第二任丈夫克劳什被以涉嫌谋杀起诉。萨尼的管家玛利亚提供了对丈夫非常不利的证词。玛利亚曾在萨尼家中发现一黑色袋子，里面装有神秘的小瓶子，随后又发现另一个袋子装着一只皮下注射针头，上面有结成硬壳的胰岛素残留物。因为非正常的胰岛素注射会引起昏迷和致死，并且在涉案一家中只有丈夫知道如何使用皮下注射，所以控方认为丈夫就是凶手，一审法院也认定丈夫就是凶手。

德肖维茨介入此案时，摆在他面前的困难是，他看不到丝毫的胜诉机会。真相看起来是迷茫的，克劳什可能谋杀他妻子，也可能没有。该相信谁？审判是绝对公正的吗？

德肖维茨的一位学生公开称：“为克劳什这样的罪犯辩护是可耻的。”德肖维茨回答：“如果律师只替无罪的人辩护，那么律师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德肖维茨在研究过案件记录之后，发现了案件的诸多疑点，毅然同意为冯·布洛上诉。

德肖维茨调查了作家杜鲁门·卡波特，此人能在萨尼的社交圈中随意出入。此人说萨尼经常给自己注射各种毒品。与卡波特的说法不谋而合的是街头皮条客马里奥特的证词，他也声称自己经常给萨尼送毒品。这些调查而得的证词推翻了“只有丈夫知道如何使用皮下注射”的说法。

德肖维茨也非常怀疑沾有胰岛素残留物的注射针头。他咨询了医学专家，专家们证实，由于注射时皮肤实际上起着棉签的作用，把针头从人体中拔出足以将针头擦拭干净，所以正常使用的针头不可能像克劳什案中的针头那样留下残留物。换句话说，只有针头被故意浸在胰岛素里拿出后，才有可能在针头上留下类似的残留物。由此，德肖维茨怀疑有人刻意制作伪证。

管家玛利亚的证言也被质疑，法庭上她描述在萨尼第二次昏迷前她发现黑袋子里面的胰岛素药瓶，但是同期记录显示，她对小瓶子里面装的什么一无所知，因为她自己供认瓶子上的标签已经被撕掉了。此外在医检出来之前，没有人提及胰岛素的问题。而针头上的残留物最终经过化验，被证实根本就没有胰岛素，而是其他的两种能够起镇静和安眠作用的药剂。

随着各种反证的逐步浮现，德肖维茨推定萨尼的昏迷是一次悲剧性意外，萨尼的家庭利用了这次意外，以便将丈夫送入监狱，从而夺走萨尼的巨额遗产。最终，凭借德肖维茨积极调查而取得的反证，克劳什的上诉大获全胜，陪审团宣布撤销对他的所有指控。

回到王宝强离婚案，事实真的就是王宝强一方描述的那样吗？

在这个案件尚未正式走进法庭之前，难道宋喆连一个辩解的机会都不能拥有吗？

律师不是道德的卫道士，而是私权的守门人。即便我们不讲欧美律师的“只为当事人利益服务”，但律师作为法律人，至少应该明白维护自我辩解权利在法治精神中的核心重要性。律师的存在，其价值在于专业的理性，在于对权利保护的清醒认识。著名律师丹诺在自传中写道：“我已经渐渐厌倦了一个人孤寂地站在最前线，面对人类最强大的敌人———舆论，而孤军奋战。但是，我仍然承办了这些案子，尽我的智慧和人道所能，迎战那些在所谓‘正义’外衣下所包藏的仇恨与恶意。”

法律保护每一个人，才能保护所有人。

前面一段讲的是律师作为法律人的第一层逻辑，在没有法庭正式认定之前，不要先入为主地在道德的裹挟下扼杀个体的辩解权利。

下面进入第二层逻辑，即便宋喆真的私德有亏，律师作为法律人，也应当明白“罚当其过”的比例原则。这里又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好色客》诉威尔案。这个案例同样被拍成了电影，名叫《性书大亨》。

色情杂志《好色客》在封面内页上刊登了一份滑稽广告，模仿堪培利甜酒的广告样式，用双关的手法暗示法尔威尔与他的母亲发生了“第一次”。法尔威尔看到后愤而起诉，于是一场大战拉开。

《好色客》的律师发表了流传至今的经典辩词：“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今天已经听了很多了，我也不想重复一遍。但是，在你们即将进入那个房间并作出你们的裁决前，我有一件事情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里，我并不试图说服你们喜欢我的当事人的所作所为，我也不喜欢他干的事情。我喜欢的是，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你和我都可以作出我们自己的选择。我喜欢我生活的国家，在那里，如果我想，我就可以拿起《皮条客》杂志翻翻看看；当然我也可以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如果我觉得那就是它呆的地方。我喜欢这权利，我关爱这权利。你们也应该关爱它。你们真的应该关爱它，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对于此，我们已经说了很多了，但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忘了这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再说一遍，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理念，是我们生存的意义所在。但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为此有些时候我们不得不忍受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所以当你们回到那个房间里，你们对我的当事人和《皮条客》杂志可以随便怎么想，但是当你们为我们作出裁决时，希望你们能慎重考虑，因为在这里每一个人所喜爱的自由，切切实实掌握在你们的手里。如果我们现在开始砌起一堵墙来禁止我们一部分人认为是下流淫秽的事情，很可能某一天早晨，我们醒来，发现这堵墙已经砌在它不该在的地方，到那时候，我们看不了什么，也做不了任何事情。这不是自由，肯定不是自由。所以请你们慎重考虑。谢谢。”

《好色客》老板的自辩虽然杂乱，但有一句话成为经典：“我是一个人渣，但如只有法律能够保护人渣的正当权利，法律才能保护每一个人。”

案件的最终结果，是《好色客》赢得了胜利。最高法院认为：“社会有可能发现言论令人不快，可这个事实并不构成压制言论的足够理由。的确，如果是讲话者的观点造成的不快，则这个结果就是将其交付宪法保护的理由。”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人渣，获得了法律对其正当权利的保护。

美国上世纪最富天才的知识分子，《纽约客》著名撰稿人，门肯曾经说过：“为人类自由而战的麻烦是，你得花很大力气和时间去为那些渣滓辩护，因为专制的法律最初的对象，总是这些社会渣滓。但如果你想制止专制压迫，你就得在一开始就制止它。”

于是，我们回到王宝强的离婚事件。在当下，我们无法判断真伪如此。即便有一天证据对宋喆非常不利，律师也应当全力为其辩护，保护他的合法权利不受侵害。这是律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