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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静寂世界的呐喊

转入启聪学校就读的张诚既欣喜又激动。在这里，没有之前普通学校的课业压力和歧视，甚至，还让他遇到了心仪的女同学姚贝贝。贝贝是一个大大咧咧的女孩子，看起来无忧无虑，笑起来阳光又治愈，她的目标是在这个夏天学会游泳；变装舞会上，她翩翩起舞的身姿让人陶醉。

　　一天，在搭校车回宿舍的途中，张诚偶然发现一群男同学在最后一排“玩游戏”，其中就有姚贝贝——这个被集体性侵犯的女孩。张诚又气又急，女孩却拒绝声张。张诚想来想去，找来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老师王大军来伸张正义。万万没想到的是，学校的老师和校长听闻了此事后，却认为这只是孩子之间的玩笑打闹，没人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

　　其实，在第一次遭到侵害后，贝贝也曾写日记向女老师倾诉。面对贝贝的质问，老师只用一句敷衍来回应：“你们不是在玩吗？”“两个男同学都很乖，老师相信他们不会这样。”贝贝只能错愕地看着老师离去……

　　与韩国电影《熔炉》中发生在光州聋哑人学校的连环暴力事件如出一辙，《无声》也改编自2011年的真实事件，影片通过一个聋哑人转校生的视角为观众展现了“看似阳光的校园中那一个个见不得光的角落，讲述着恶的积聚和无法阻挡的扩散”。

　　这是一个让人不忍直视的题材，即便我们在很多真实的案例中接触到类似的故事，这依然是一个沉重如山的话题。除了《熔炉》《无声》，还有《素媛》《嘉年华》《神秘肌肤》《不良教育》《虐童疑云》《追捕弗雷德曼家族》《神之地沉默》《神秘河》……其中，2017年的《嘉年华》是华语电影第一次把未成年人性犯罪题材推入院线，其勇气震撼人心；2020年大热的网络剧《摩天大楼》，也把故事的核心落在了儿童性侵上。这一切表明，越来越多的中国电影创作者尝试在影视剧的世界中为弱势群体发声。遗憾的是，尚有很多电影作品和观众更习惯于虚幻的故事，习惯于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缺乏对于现实的疼痛和社会的反思。

　　电影《无声》其名语义双关。一则是故事中的主角们都是聋哑人，无法发声；二则是伤害到来之际，整个环境的噤声，传递出那种求救无门，明明是受害者却又无法被理解的绝望感。它并不像《熔炉》那样在虐心之后给予一些希望的出路，相反，《无声》这部电影最大的震撼力来自于它对于现实的无法解答，导演不仅将事件的全貌充分展现出来，更寄望于每一个观影者的思索与警醒。

　　本片以真实事件作为依托。资料显示，2011年9月21日，中国台湾地区相关部门召开“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隐匿不报、见死不救”记者会，通报台南启聪学校过去7年发生了至少128件学生性骚扰和性侵害事件，其中年纪最小的受害者仅小学二年级。案件发生前后历任至少3名校长，已知受害学生至少38人、加害学生至少38人，占全校学生数的四分之一。案发的地点遍及学校教室、厕所、宿舍、浴室、楼梯、顶楼、图书馆、校车和教师家，且有超过六成的案件系发生于宿舍内和校车上，甚至有校车随车员对校车上集体性侵事件放任自流，坐视不管。相关责任人的麻木不仁，造成了案情更趋严重——严格地说，这是又一重伤害，比起第一重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实际上，教育主管部门早在多年前就收到有关该校前述情形的举报，且于2010年12月就组成调查小组进行调查。然而，2011年3月后仍然不断发生学生遭到性侵事件。该校校长、行政人员与教师长期坐视性侵事件发生，使学生长期处于危险与受侵害的状态之中，原该是最安全的校园俨然成为一座人间炼狱。

　　电影中不管是贝贝的祖父母、辅导员或是校长，得知贝贝被性侵后第一反应总是：“传出去女孩子怎么做人？”这又是一个“房间里的大象”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它的存在，但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无声的世界，需要呐喊。电影《无声》正是一次呐喊，振聋发聩，刻骨铭心。愿每一个孩子都沐浴在全社会温暖的阳光下，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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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抵达真相》

从最直观的过程看，《第十一回》这部电影似乎在讲述艺术作品诞生的过程。其过程不仅艰难，而且充满了荒诞色彩。

　　话剧团的年轻导演胡昆汀正在排练新剧《刹车杀人》，该剧改编自30年前的一起拖拉机杀人案。按理说，创作应该是件很单纯的事，可胡昆汀却遭遇了重重阻碍和磨难。他的舞台不断被闯入，剧本一再被篡改。第一个闯入者，是原事件中的“杀人犯”马福礼。他的理由很简单：我没杀人，你们得按我说的改！在他看来，你们演“我”，我就有权设定我的角色及其定义。但问题是，若每个原型人物都保有艺术作品的最终审查权，又何来创作自由？

　　再之后，是死者李建设的弟弟赶来了，他直接拍下20万块钱，要求改戏；然后是市领导看了排练，对“男女乱搞”的戏码很不满意，提出了若干条修改意见……再加上话剧团内部的重重掣肘，演员罢演，员工闹事……一场正剧沦为一场闹剧。最终，命途多舛的话剧终于公演，而代价却是胡昆汀必须放弃“导演署名”。

　　就内容而言，这部电影实际讲的是“真相的难以抵达”。对于30年前的拖拉机杀人案，影片先后提供了四个不同的故事版本。卷宗记载的案情一言以蔽之：拖拉机于斜坡上发生故障，驾驶员李建设和马福礼的妻子赵凤霞钻到车底修理，结果二人趁机偷情，被马福礼发现，盛怒之下，他松开脚刹，致使二人殒命。但是，这一看似简单的案情却并不简单。

　　影片中登场的马福礼否认杀人，称一切只是意外。而他当初之所以认罪，是因为发现妻子“偷汉”，他碍于男性尊严，才把意外故意夸大为“复仇”。但在死者李建设弟弟的讲述中，马福礼无疑是杀人犯，只不过哥哥的越轨行为完全是出于赵凤霞主动的投怀送抱。而在赵凤霞表姐的讲述中，李建设和赵凤霞则成了一对被拆散的恋人，他们并非偷情，而是真心相爱……所有人都在依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以及秉持的动机，对同一个故事作出自以为是的阐述，让真相扑朔迷离。

　　影片通过一再“修改”来让这台戏变得越来越戏剧，离真相越来越远。由此导演的意图被一次次改变，演员需要经过新的排练，重新揣摩角色的动机与思量。女演员贾梅怡，为赵凤霞建立起的人设被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而带给我们观影者最迫切想知道的答案是：究竟谁是杀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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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伊·比姆》

　　《杰伊·比姆》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印度。为了提高破案率，营造高效的假象，警察经常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真正的罪犯是谁不重要，只要有人顶罪坐牢就万事大吉、结案盖棺。而顶罪人选当然是贱民们，他们身无分文，无依无靠，是最不起眼的小角色。很多被冤枉刚刚放出来的人，转眼就又被抓起来投入大牢。无需证据无需理由，只需严刑拷打到认罪服法即可。

　　拉贾坎努是一位平凡的老百姓，平日里努力工作养活老婆孩子，然而当地权贵家中的失窃案改写了拉贾坎努的命运，葬送了他的一生。权贵家中珠宝失窃后，失主首先怀疑的就是前几日来家中抓蛇的拉贾坎努。更重要的是，拉贾坎努是贱民。在权贵眼里，小偷小摸是贱民的天性。之后就是惨绝人寰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从印度教发源而来的种姓制度，在印度有着三千多年的历史。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个等级，代表着神话中原人的嘴到脚。除了四大等级，印度还存在着大量的“不可接触者”，意思就是“秽不可触”。这群“第五种姓”一度不被认可为印度人，只能从事最为卑微低贱的工作。虚无缥缈的种姓还象征着身份品质，低种姓自然而然被认为是道德败类。

　　时至今日，印度民间也没有彻底摒弃残忍的种姓制度。尽管法律中没有种姓规定，更明令禁止种姓的不公平对待，但蒙冤的“不可接触者”还是大有人在。早在1959年，印度宪法便明文规定“不可接触者”法律地位与一般公民相同，但腐朽的世俗观念并没得到改善，贱民依然是印度社会中被迫害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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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囚徒》

　　《七囚徒》一部巴西现代版的《包身工》。18岁的马图斯和镇上的其他少年一起辗转进城，到圣保罗工作。他们到了一个废品站，开始没日没夜地干活，工头卢克收走了他们的身份证和手机，并拳打脚踢威胁他们服从。本来大家一条心要逃跑，可是工头用利益分化了他们。

　　马图斯曾经策划逃跑，但是后来，已经跑出去的卷毛小黑被警察送了回来。劳动监管部门上门调查访谈，只要马图斯敢稍有异动，不但救不了自己，也会在卢克的信任测试中彻底失败。马图斯也曾经想铤而走险，杀了卢克后大家一起逃跑，但后来卢克带马图斯去见他的老板，老板是个有私人武装护卫，有权有势的议员。

　　马图斯最终选择做一个帮凶，“少年尚未屠龙，便成为了恶龙。”虽然他内心一直在挣扎，但终究还是选择与工头同流合污。曾经一起的小伙伴与他渐渐势不两立，但在他看来，别人的前途始终没有自己的人生重要。

　　受疫情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巴西2020年的gdp增长率从-5.3%下调为-9.1%，这可能是巴西120年以来面临的最大经济衰退。《七囚徒》这部张力十足的惊悚片，讲述的正是巴西经济衰退现状的黑暗面以及人们在其中求生般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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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赦》

　　《无赦》一个因枪杀警长并为此获刑20年的女人露丝，假释后尝试与失散多年的亲人团聚。一贫如洗的她为了和亲人团聚仍不放弃任何机会，最终战胜重重阻拦如愿以偿。然而，所谓的“杀警黑历史”其实是影片抛出的一颗烟雾弹，真实情况是：单亲姐妹因为父亲自杀的关系，被政府上门送温暖要求托管，面临失去住所的风险。姐姐露丝必须拼尽全力和执法机关对峙，甚至都到了准备动刀动枪的地步。然而阴差阳错，彼时只有5岁的妹妹开枪打死了破门而入的警长，为了保护妹妹的未来，呵护一颗幼小的心灵，姐姐一人扛下了全部罪责。

　　由于“背负命案”，露丝为获得探视妹妹的权利，不得不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法律程序，这些程序建立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妹妹有获得新生的权利，但它亦无情剥夺了姐姐露丝作为直系亲属的探视权，让她饱受煎熬。

　　面对血浓于水的羁绊，机械的司法程序或许应该给执着的亲情与爱多一点信心和让步。法律执行者斩钉截铁地保护着公平正义的同时，也应该保留着对自己的审视，保留着真相被还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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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世界》

　　《美好的世界》展现的是一个并不美好的世界。一名前黑社会帮派分子因杀人罪被判入狱，在服刑13年后获释重返社会，发誓努力融入新的生活，然而当他被弹射到这个并不了解的新世界，根深蒂固的黑帮思维以及对有序社会体系语法的缺失，使他的生活反而越发变得与社会格格不入……一方面是经历监狱体系化改造重回社会的前重刑犯，另一方面是社会对待这类人群的集体冷漠和无视。

　　电影根据佐木隆三的获奖小说《身份账》改编。所谓“身份账”，在片中特指一种用来记录犯人过往履历的记录本。这个记录本一般不对外公开，但男主三上正夫是个例外。他不但从狱方手中搞到了记载自己过往“光荣纪录”的身份簿，还打算出狱后，拿它登上电视节目，与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重聚。影片以极其冷静的视角，为观众剖析了一个平日鲜少关注的人群。

　　导演在谈到这部电影时说：“电影不应该只传递美好而愉悦的内容。社会上的受害者们，又或者是加害者们的故事也应该被写出来。我采访的故事可能是人们不想被公之于世的，或者看似毫无价值，但是我真心希望这样的电影能够成为人们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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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主之人》

　　《无主之人》：本片设定在一个单独的审讯室中，故事根据fbi心理分析师比尔·哈格迈尔与连环杀手泰德·邦迪于1984年至1989年之间的对话文字摘录改编。比尔·哈格迈尔连续访问泰德·邦迪的目的，是为fbi行为科学部犯罪心理侧写。导演特地回避了世人对心理变态杀手的猎奇，而是在作品中讨论了“人为什么作恶”这一主题，以一种人文的角度去观察和理解人类内心相同的黑暗和罪恶：他们是怎样被沉重十字的阴影覆盖，又是怎样作出不同的选择。

　　泰德·邦迪是美国家喻户晓的连环杀手，围绕他的电影层出不穷。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毕业于华盛顿大学的泰德·邦迪就是犯罪学家研究连环杀手最为典型的代表人物。他外表英俊、谈吐不凡——他是公认的高富帅，他从不缺乏外界的认同感。但与此同时，他是至少36起连环杀人案的始作俑者。他因在狱中协助警方分析另一起连环杀人案而被影片《沉默的羔羊》设定为人物原型之一。

　　比尔·哈格迈尔的童年并不幸福，但他仍旧成为“我孩子知道，他的爸爸是在保护大家”的人；泰德·邦迪却在成长过程中扭曲成为恶魔。究竟是谁造就了比尔·哈格迈尔，信仰还是他天生的正直与善良？又是什么把泰德·邦迪变成了魔鬼，是那个时代的影响又或者是他畸形的占有欲？电影的场景极为单调，就一间审讯室，全靠对白来推动人物。比尔·哈格迈尔与泰德·邦迪两人经过心理角力，多次较量之后，彼此熟悉与理解，最终有了近乎朋友一样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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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戏剧治疗之路》

　　《同行：戏剧治疗之路》：6名童年时被天主教神职人员性侵的男子走到一起，开展一个受戏剧治疗启发的实验。他们根据记忆、梦境和经历创造了虚构的场景，意在探索教会的仪式、文化和等级制度，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导致他们在被虐待时无人吱声。

　　他们每个人的角色都是多重的，是受害者、幸存者，也是别人的拯救者。重建并直接呈现于眼前的场景具有冲击性，虚构与现实的一线间隔随时被打破。这些勇敢的男孩们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们在颤抖着流泪之后依然选择继续；他们敢于向世界宣布，曾经被自己视为不堪回首的过去，那正是必须让人们知道的真相。他们相互理解，相互怜悯，也相互支持。疗愈的过程极度痛苦，让我们在观影过程中止不住一再质疑，这样直面痛苦到底对不对？

　　戏剧治疗在这个故事中并不是重点，它更像是一种打开过去的开关，引导着我们进入这些曾被教会荼毒过的男孩们隐秘的内心世界。戏剧疗法作为一种成本高昂、执行复杂的心理治疗范式，不过是为电影提供戏剧化的呈现。而心理创伤幸存者们的内心疗愈过程打动人心，才是电影所要呈现的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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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糟糕的日子里》

　　《在糟糕的日子里》是一部挪威出品的黑色幽默电影，导演托米·维尔科拉延续了他在《死亡之雪》系列的恶趣味，讲述了一个另类婚姻故事。男主角拉斯是一名事业陷入低谷的导演，只能接到一些肥皂剧的小活儿；女主角丽莎是一名同样陷入困境的女演员，演技拙劣而不自知，最出名的角色是在男性广告中的角色。正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拉斯和丽莎彼此厌恶憎恨对方，杀心顿起，恨不得对方立刻暴毙，自己独得几百万人身意外险。原本相亲相爱走到一起的两个人，如今变得恨不得弄死对方。

　　导演托米·维尔科拉的处女作《杀死比利》致敬了经典影片《杀死比尔》，并且同样拍了两部，还获得了昆汀本人的夸赞。虽然恶趣味十足，但却暴露了他的cult片迷的身份，并且奠定了他后来的创作基调。cult电影即cult film或cult movie，指拍摄手法独特、题材诡异、风格异常、带有强烈的个人观点、富有争议性，通常是低成本制作，不以市场为主导的影片。它的特点是类型多元化：暴力片、科幻片、恐怖片、黑色喜剧、西部片、实验电影等等各种标榜着另类和决不妥协口号的电影，都可以称为cult电影，常常是科幻、恐怖、音乐、动画、喜剧的大杂烩。《在糟糕的日子里》虽然是cult片风格，但它在“娱乐”的外表下直指婚姻中的致命问题，让人悚然并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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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沙与狼》

　　《米沙与狼》揭示了一个虚假的故事：她是纳粹迫害之下的犹太孤儿，也是独自穿越千里丛林的勇敢女孩，她在丛林中与凶恶的野狼为伴。1997年，米沙据此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与狼共存》，引发轰动，许多读者都被书中催人泪下的传奇故事深深震撼。2007年2月，由法国、比利时拍摄的同名电影《与狼共存》引发观影热潮，至今依然在“优秀电影”之列。

　　然而在与出版社编辑的经济纠纷中，米沙的贪得无厌令合作多年的编辑身败名裂。不知是存心报复还是无心插柳，编辑发现了米沙回忆录中的漏洞，最后从一个小小的突破口抽丝剥茧，发现了米沙惊人的秘密。此后，米沙在接受一家比利时媒体采访时出人意料地宣布，她根本不是犹太人，自传中所谓“与狼共存”的那段时间里，她还只是一个4岁女孩，回忆录“纯属虚构”，书中那些传奇经历全是她编造的。

　　原来不仅所谓“孤女、丛林、野狼”的故事并不存在，甚至米沙被迫害的犹太人后裔的身份都是假的，无数人为之感动的故事竟然全部来自米沙的杜撰。原来，米沙的父亲曾被骂作叛国贼，而米沙极有可能出于逃避“卖国贼之女”身份的想法，给自己“塑造”了一个战争受害者的身份。长时间的自欺欺人更可能让米沙的精神状态彻底改变，所以她才能在无数次的访谈中“真情实感”地谈论战争和伤痛，感动了无数人。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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