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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最后的夜晚》是青年导演毕赣的第二部电影，于2018年12月31日在国内上映，首日票房达2.6亿。影片讲述了中年男子罗纮武回到家乡贵州凯里，追寻十二年前的恋人万绮雯，从而陷入了迷雾般的回忆。《地球最后的夜晚》的口碑、票房在首映之后急转直下，由此引发了外界对该片和导演毕赣的讨论。（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月10日《南方周末》）

在很多人看来，毕赣有不容置疑的天分，但面对电影工业这个庞然大物，天分显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我不是什么天才，我现在连一部电影都拍不完。”

2019年伊始，青年导演毕赣成了最受关注的电影人。

他的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于2018年12月31日上映，片方策划了观影时“一吻跨年”的宣传活动，在抖音上的效果尤其显著，相关话题累计了3.6亿播放量。电影票房大获成功，仅预售就超过1.5亿元，首日票房高达2.6亿。

很快，人们就发现，这是一部沉闷的文艺电影。习惯于短视频的抖音用户们失望而返，直呼上当受骗、经历了“地球最困的夜晚”。电影的口碑、排片在第二天一落千丈，猫眼评分低至2.6分，票房缩水了95.7%，打破了内地影史次日票房跌幅的纪录。票房“跳水”直接引发了出品方华策影视在2019年首个交易日股价跌停并创上市新低，市值一日之间蒸发16个亿。

面对这部电影，专业电影人也有些不知所措。在金马影展放映后，一位台湾资深电影人说：“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考试，而我什么都答不出来，只能遮住考卷，不让人知道我什么都答不出来，却很想偷看隔壁同学在考卷上说了些什么。”

支持者认为，这是一部有美学突破的电影，足以载入史册；反对者则批评它是造作乏味的“皇帝的新衣”。法国老牌电影杂志《电影手册》曾把该片选入“2018年最期待电影”，但最新一期又刊发了副主编撰写的批评：“无法想象会存在比这一部更做作、更无聊和更令人发昏的电影，霓虹艳影式蒸汽拖拽着冗长而又莫名其妙的故事。”

对于电影圈来说，三年前的毕赣仿如“横空出世”。他生于1989年，26岁拍出长片处女作《路边野餐》，素人演员、业余剧组，却在多个国际影展上揽奖无数，成为华语电影的一匹黑马。

实际上，《路边野餐》也曾引起两极反应。影评人胤祥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许多电影学院科班出身的电影人并不喜欢它。这不妨碍毕赣被称为“中国塔可夫斯基”“中国阿彼察邦”“贵州王家卫”。

“我曾说你们小心捧杀了毕赣，这是一个显露了充分才气的年轻人，但是要不要这么去捧？”电影研究学者戴锦华表示担忧。

在戴锦华看来，人们热衷于讨论毕赣，几乎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路边野餐》在艺术青年、在影展、在影评人方面引发的热度几乎是惊人的，大家怎么会为这样一部电影疯狂到这种程度，我其实不甚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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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演了《路边野餐》以后，毕赣的小姑父陈永忠正式成为演员。他在《地球最后的夜晚》里饰演黑帮大佬左宏元。和汤唯对戏时，陈永忠的心理压力很大，毕赣拿来一瓶二锅头，让他一口喝下。他晕乎乎地拍完了那场戏。（资料图/图）

“这是天才啊”

常有陌生人向毕赣表示，由于他的激励，自己决心辞职拍电影。被问及同代人为什么会喜欢《路边野餐》时，毕赣回答，“我没法想象他们是不是跟我一样看待电影。一个中年人的生活他们真的有那么在乎吗？……我最害怕的是，他们因为成功学喜欢上了这部电影。”

自毕赣成名后，每年都有几十个年轻人找到他的老师丁建国，带着剧本或项目，希望像毕赣那样拍电影。

丁建国会根据故事梗概作出判断，“像不像样子、可不可以开发，一下就看出来了”。大部分被直接否定，“要是不成熟，你拍了就是灾难，拍十个都没有意义……我打击你是替你省钱，你拍出一堆狗屎，连个水泡都没出来，整个出去悄无声息就没了，没有意义”。

毕赣则刚好相反，属于“一看就有可能成”。他在太原就读专科，学电视编导，毕业后，学校更名为山西传媒学院。他给丁建国的印象是少年老成，“影像的想象力特别超出常人”。

《路边野餐》剧本从毕业前就开始写，筹备了好些年，丁建国为他找投资、担任监制。他向投资人介绍毕赣的诗，“能写出这样的诗，全国不超过10个人”。对方大都不明所以，没人愿意投给一个“不知道在说什么”的电影。

副导演余世学曾跟着毕赣一起拉投资，“跟各种人谈，各种失败，根本没有人理我们”。他甚至找到自己在电影学院的老师，再次被拒，“毕竟觉得导演太年轻，也觉得那个剧本看起来比较晦涩”。

毕业后，毕赣做过婚庆摄影，考了爆破证，打算去爆破公司上班。丁建国担心他热情消退，就自掏腰包，鼓励他把电影拍出来。每次钱花光了，丁建国就一万一万地打给他，一共二十多万。“这些钱要么就吃了、买车，但这是天才啊，可遇不可求。”

梁凯是毕赣低一届的学弟，后来做了《路边野餐》的录音师。在梁凯眼里，师兄毕赣和学校里的大多数人不一样，“知识体系很扎实，容量很大”，相比之下，自己什么也不懂。他想拍短片，给毕赣看剧本，“你写的这个叫什么鬼？”毕赣帮他修改剧本，还写了一首诗，让他感叹“好迷人啊”。

毕赣的启蒙源自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他在学校的观影室偶然借来《潜行者》的碟片，看了一会儿就开始骂了，“我觉得电影不应该这样拍，十分糟糕”。他决定批评一下所谓的“艺术家”，于是硬着头皮，每天看一点点，坚持把电影看完了。

“我去食堂吃饭，点了个盖饭，突然觉得不对劲了。后来我说其实是因为看的过程里面，我已经喜欢上这部电影了，只不过我所有的认知都没有告诉我，那一刻回过神来了。”他说，“我发现原来这样的电影是存在的，这样的电影好像很美的样子。”

毕赣的短片《金刚经》曾在电影节上崭露头角，当时剧组只有五个人。到了《路边野餐》，团队发展为二十多人，但在余世学看来，还是“挺草台班子的”。影片在毕赣的家乡贵州凯里取景，毕赣的小姑父陈永忠担任主演，讲述乡村医生陈升为寻找侄子，在陌生小镇“荡麦”的神秘时空里，与过去、未来重逢。

40分钟的长镜头拍完，电影杀青了，余世学忽然感觉，这部电影“可能会很牛”。他曾经想自己做导演、拍电影，后来不大想了，“我拍不过他”。

制片人单佐龙在《路边野餐》后期阶段才与毕赣相识，他无意间看到影片初剪，立刻约见了毕赣。他们在朝阳大悦城见面吃饭，毕赣抢着埋单。回到住处，单佐龙给朋友们发消息：“我好像遇到了一个‘天才’。”

400万，2000万，7000万

毕赣之后，丁建国也资助过其他学生，基本上都折了本。很多人转行、改做制片，或是改拍网络大电影，为了生存开始拍“行活”。很少有人像毕赣一样走得那么远——《路边野餐》不仅拍成了，还获得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银豹奖、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等。

拿奖前，《路边野餐》却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寂。丁建国请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来看片，两人在长镜头的处理上发生分歧。由于技术粗糙和细节穿帮，张献民建议把长镜头剪成三截，但最后没有被采纳。

剪完《路边野餐》以后，毕赣也请很多人看过片，包括欧洲很顶级的制片人。他曾对媒体说，“他看完以后，就摇头。我特别特别地失落，因为我觉得我的电影他一定看得懂，因为他很顶级。”每次回去后，他和剪辑师一起再把电影看一遍。“面对权威，我会怕。但是，重新看一遍就不怕了。”

幸运从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开始降临。《路边野餐》在洛迦诺进行全球首映，剧组的人很多自费前往，提前到瑞士玩了一周。毕赣带着制片人每天去戏院隔壁的赌场，有一天赢了150美元，他请两个同事吃了牛排。唯一输的那天，电影获奖了。

丁建国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还在颁奖现场，几乎同时接到了二三十家电影节的邀请。“我们开始自己选择去哪儿不去哪儿。”

另一位副导演杨潇的印象中，此后毕赣开启了频繁拿奖的模式，“没有想到，一步步太顺了，每天耳朵里都是捷报，怎么说呢，我感觉上帝都在给他做监制。”

后期投资进展顺利，几位出品人很快达成共识：国际影展主要推广导演，在每个大洲各选了一个电影节让毕赣参加。“一定要去，让他在国际电影节圈里，让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导演。”丁建国说。

毕赣很快拿着自己下一部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的梗概，参加金马创投会议。制片人单佐龙对媒体描述，当时的评审、香港导演许鞍华问他们，“项目预算只有400万，你们的意向演员敢写汤唯？”另一位评审、导演贾樟柯则追问：项目故事梗概已经这么敢想了，为什么预算不敢往上提？

事实上，钱对此时的毕赣而言已经不是问题——电影节奖金丰厚，陆续还有国际发行方来接洽。在这场金马创投会上，毕赣顺利赢得了第二名，以及评审、台湾资深电影制片人叶如芬的投资。法国知名电影公司wild bunch也决定投资《地球最后的夜晚》，创始人文森·玛拉瓦勒在采访中说，“我们看过剧本，可是我并没有看懂，好在我对剧本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重视，我是想和导演合作。”

《地球最后的夜晚》还在筹备阶段时，就不断收到过各种投资意向，总额高达上亿。在此片中担任策划的丁建国说，考虑到文艺片回收成本的难度，大家有意控制了资金，定下六家出品方，预算提升至2000万。

丁建国在为其他项目找投资时也发现，近年来，资方更愿意投钱给年轻导演了。“以前资方坚决不投，现在可以拿出几百万试一下。一个小的文艺片如果得奖，对一个公司的推动、宣传比大片更有力量，一个大片折了直接都是负面的东西。”

由于拍摄过程遇到的种种波折，资金几度出现缺口，新的出品方陆续入场。《地球最后的夜晚》最终聚集了多达16位出品方，成本升至约5000万至7000万。

“你们都看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天才”

《地球最后的夜晚》依然选在凯里拍摄，这次来了两百多人，是《路边野餐》的十倍。摄影师姚宏易、艺术指导王志成是侯孝贤的常用班底，资深灯光师黄志明则是王家卫“御用”，汤唯、黄觉、张艾嘉等知名演员加盟其中。

过去的“草台班子”，也都融入庞大剧组，成为各个部门的成员。毕赣打算让梁凯与知名录音师李丹枫共同挂名，梁凯主动拒绝，成了副录音师，“我特别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余世学还是副导演，负责群众演员，常住在酒店。“导演住在他的办公室，除了每天在片场见到他以外，私下很难碰到他。”

小姑父陈永忠这次演反派，他对媒体表达过，《路边野餐》就像大家一块玩儿，《地球最后的夜晚》承载的东西就太多了，得对得起投资方，还得考虑后续的上映、影展，太复杂。

开机第一天，毕赣在监视器前坐立不安。他从没用过这个东西，不知道自己该坐在它前面，还是去现场站着。

麻烦也从这天开始了。由于美术场景没有达到要求，剧组在开拍第一天就停机了。停机一天的直接经济损失是数十万，甚至超过《路边野餐》的全部成本。

剧组不得不从外地和本地临时调配、招募近百名工人，加班加点干活。由于中途还调换过一次制片主任，制片关联部门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走了。预算不断超支，单佐龙和毕赣向投资人表态，愿意砍掉导演和制片人的全部片酬。

“其实从第一天开始，所有人的精神都处在一个被勒紧的状态。”梁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一个决定都会牵扯到十几辆车，每一个决定都可能让一百个人的工作付诸东流。”

毕赣曾把梁凯叫到办公室，让他做一些“秘密的事情”，就是采购道具。道具组的工作方式让毕赣等人不解，比如需要旧足球时，道具组会买来新球，把它们磨旧，昂贵又耗时。但“草台班子”的工作习惯是，去学校跟体育老师换旧足球。

“我不知道是因为没想到，还是因为工业体系就应该这样干，我也不懂。”梁凯借来一辆摩托车，一天之内弄来了一大堆道具。制作费几百块的鱼缸，他在街上转悠，就买来一只80元的。

余世学寻找群众演员时也延续了野生的方法：从身边的亲朋好友里物色，或是在大街上拉人（尽管经常被当成传销或骗子）。主人公罗纮武的父亲最难找，余世学提供的大量人选都不合要求，最后推荐了自己的父亲。可惜在电影中，非职业演员的戏份最终保留得较少，父亲的戏份被删至只剩一个遗照镜头。

拍摄进度异常缓慢，演员经纪人对单佐龙发飙，“麻烦你回去问问毕赣导演，他到底是在拍他的场景，还是在拍他的演员？！不如我们不演了，你们就拍拍那些景好了。”

演员在合约档期结束后，陆续离开剧组。单佐龙和监制万娟来到香港，请求张艾嘉回组增加拍摄时间。张艾嘉告诉他们，之前自己已把整月时间空给剧组，但被浪费了，“不是我不帮你们、不帮毕赣，但请你们记住，地球不是永远围绕你们转的。”

最后张艾嘉和其他演员还是抽空回到了剧组，以配合拍摄。等到没有条件再拍下去，剧组匆忙杀青，但这是一次“假杀青”——结束的那一刻，毕赣没有喊“过”，大家都闷闷不乐。

监制万娟后来给毕赣打电话，安慰他“长镜头有个地方挺好”。“好什么好啊，哪好了，你先跟我说哪好了？”毕赣瞬间愤怒。万娟只好说，“只要你不过，咱们一起想办法”。

“假杀青”宴当晚，剧组一起去ktv唱歌，毕赣喝了酒，和万娟抱头痛哭：“你们都看错人了，我不是什么天才，我现在连一部电影都拍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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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拍《地球最后的夜晚》，职业演员花很长时间学习贵州话。副录音师梁凯担任黄觉的方言指导，两人一起用贵州话读法国小说《八月的星期天》，每天的对话不能出现任何其他语言。为使黄觉融入当地，毕赣让他每天背着几万现金，在凯里的大街小巷通过买东西与人聊天。（资料图/图）

“一定要学会固执”

第一次“杀青”后，拍摄停滞了几个月。毕赣去台北参加论坛，张艾嘉主动找到他，告诉他自己2018年1月有时间。毕赣说：“不然我把剧本改改，你也不要那么辛苦地跑来跑去了。”张艾嘉用吃惊的眼神看着他，“毕赣，怎么连你也开始不坚定了？”

剧组最困难时，梁凯几天都不敢去办公室找毕赣，害怕打扰他。毕赣反问：“你以为我会这么弱吗？”

很久以前，毕赣曾教导梁凯：“做导演一定要学会固执。”

“我很害怕心里面出现的话是：睁只眼闭只眼吧，你有那么多好演员，有那么多优秀的人愿意支持你，赶紧把这个事情度过，作品总不会差的，能差到哪去呢？这时候我就把塔可夫斯基的随便哪部电影打开，告诉我不要这么想问题，应该想的是我能怎么做好。如果我此时降低想象力、创造力、标准，最后作品出来不好的话，是对不起他们。这两个你选哪个？我选择做那个在现场最被人讨厌的人。这是我的能力，说白了就不负责任。”毕赣说。

演员和主创再次协调时间回到剧组时，已经是冬天。

片中有一段长达60分钟的3d长镜头，主人公要搭乘矿车、索道，行程3公里，拍摄前还需经过长时间排练。开拍后如果出现失误，复原重拍要花上两小时准备。

由于情节发生在晚上，每晚最多拍摄三次。直到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次机会，毕赣终于拍到了想要的素材——镜头最后抬起时，天色恰好是黎明时分的。“老天眷顾完成了。”摄影师董劲松说。

汤唯后来在采访中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一个导演或者这样一部电影……我、黄觉包括张艾嘉姐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家都把心一横，嗨，跟着导演走吧。”

《地球最后的夜晚》入选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时，还没有完成后期制作。赶制期间，大家又吵了好几次。毕赣和调色师争执，希望他休息一会儿再工作，对方吼着再休息就没有时间去戛纳了，毕赣暴怒，“那我就不去了，我不要去什么戛纳，我需要你拿出最好的质量来！”

在戛纳电影节上，《地球最后的夜晚》剧组主创走到红毯尽头，戛纳艺术总监福茂对毕赣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电影做完了吗？”得到肯定回答后，对方松了口气。

电影在整个制作过程中有几分妥协，外界不得而知。毕赣自己大概是满意的。影片完成后，他发微信给黄觉：这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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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赣的首部长片《路边野餐》在家乡贵州凯里拍摄，采用素人演员，剧组仅有二十多人，成本二十多万。在洛迦诺国际电影节获奖后，几乎立刻收到了二三十家电影节的邀请。（资料图/图）

“自由地拍电影”

在很多人眼里，《地球最后的夜晚》甚至成了一部难看的电影。

据在场人士描述，戛纳电影节首映时，不少人中途退场。不过在综合了所有评分的排行榜上，《地球最后的夜晚》在所有参展影片中高居第九。

戛纳公布结果当天，陈永忠在街上乱逛，得知自己出演的电影一个奖也没拿，问经纪人，这是开玩笑吧？经纪人说，是真的。两人回到公寓，看到剧组的人都沉默地坐着。

“一吻跨年”事件之后，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态度变得更为苛刻。丁建国认为，《地球最后的夜晚》面对的环境远不如上次宽容，《路边野餐》只上映了十天，主动下档，取得了650万不俗的票房。“大家觉得小成本做到那个程度都很惊叹，太小了，也没有明星。现在有明星，有那么大的制作，可能把我们理解成徐克的《通天帝国》了，觉得（应该是）大制作、好看。”

直到上映当天，梁凯才在影院第一次看到成片。看完后，他给毕赣所有的作品排了序：最好的是《路边野餐》，其次是《金刚经》，再是《地球最后的夜晚》。后来，他又在心里撤销了这个排序，“《地球最后的夜晚》和《路边野餐》《金刚经》完全不一样，没有可比性。它是一个更优秀的电影拍摄方式以及表达方式。”

他相信《地球最后的夜晚》就像贵州的米酒，喝不醉，但后劲十足。第二天，他去影院想再看一遍，却发现排片已经少得可怜。工作人员向他解释，头天晚上满场，出来后观众骂骂咧咧，因此调整了排片。“我也理解他们，毕竟人家是商人。”他说。

《路边野餐》里曾有一个“钟表维修换电池”的镜头，出现了梁凯的电话号码。几年来，不断有陌生人打来电话，2017年还算少，到2018年网络播映后，每天都接到十几通。有的在半夜，一接通就挂断；有的上来就问，“你是谁啊？”他听到的大部分问题是，“你好，修钟表吗？”一位好奇打来的记者还顺便采访了他。

他和其中几位甚至成了朋友。一个女孩非常喜欢《路边野餐》，她说自己打来电话，是为了“持续地和这个电影产生勾连”。

“电影是假的，但电影跟现实有一个持续的联系。”梁凯乐于接听这些电话，不打算换号码。“我跟他们一样，仿佛我跟这个电影的关系也是持续的。”

在那个撤销的排序里，梁凯反思自己掺入了对前两部电影的感情，那时毕赣带着大家一起为所有事情想办法，拍完就挤在小屋子里玩游戏、睡觉。“自由地拍电影的方式，不会被任何的外界所束缚干扰。”

（南方周末记者刘悠翔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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