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彭富春哲学思想的创造性

——以《论大道》为中心的分析

文/张红军

摘要：彭富春的《论大道》是一种具有全新形态的当代中国哲学，它因强调“批判”而坚守着哲学的一般本性，又因强调“无原则的批判”而区分于历史上其他强调“有原则的批判”的思想传统。通过无原则的批判，《论大道》构建了一种关于生活世界欲技道游戏的哲学理论，它强调人和生活世界在欲望、技术、大道（智慧）的无限循环游戏中共同生成，从而为无家可归时代的人们提供了一条重返家园的“大道”，一种强调共生的智慧。

关键词：彭富春；《论大道》；无原则的批判；欲技道的游戏；共生智慧

当代中国哲学正面临如下困境：一方面，世界变化波谲云诡，社会变革日新月异，亟待哲学创造出能够把握变化和引领变革的道路、智慧或真理；另一方面，由研究、编辑、评价和管理等环节构成的哲学共同体，却在倡导“思想淡出，学术兴盛”的观念，甚至形成“阐释驱逐创造”“学术抑制思想”的机制，鼓励学术阐释，贬低思想创造。[①]哲学共同体的这种观念取向和机制导向，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本意是为了改变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哲学的浮躁、空泛与粗糙，强调哲学的学理化、专业化，但在今天已经显得严重不合时宜。学术与思想，阐释与创造，本来就是哲学的一体两面。人为地割裂学术与思想、阐释与创造，只会导致没有思想的盲目学术、没有学术的空洞思想，或者没有阐释性的创造、没有创造性的阐释。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倾向于空洞的和没有阐释性的创造，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则倾向于盲目的和没有创造性的阐释，它们都无法承担哲学解释和改变世界的重要使命。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自甘陷入这一困境，不少学者一直以来都在坚持通过规范的学术研究和严谨的思想创新回应时代关切，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三十年如一日，彭富春始终主张通过融合并贯通真正有价值的中西思想学会真正的思考，并基于时代提出的根本问题批判性地反思这些思想，从而“走在一条自己思想的道路上”[②]，同时还要担负构建“新的中国的智慧”[③]、“原创性的中国当代哲学”[④]或“新的全球性的话语”[⑤]的使命。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彭富春的《论海德格尔》（包括博士学位论文《无之无化——论马丁·海德格尔思想道路的核心问题》和其他海德格尔专题研究）和“国学五书”（包括《论国学》《论老子》《论孔子》《论慧能》《论儒道禅》）是对中西思想传统的创造性阐释的话，那么他近期出版的《论大道》则是一种建立在上述研究基础上的阐释性创造。通过这本书，彭富春明确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思想形态即“无原则的批判”，它超越了作为“有原则的批判”的中西思想传统。更为重要的是，它还为无家可归时代的人们指引了一条重返家园的“大道”，即一种独特的“共生”智慧。

一、何谓无原则的批判

在西方后现代解构主义风潮的侵蚀下，几乎所有人类哲学传统都变得支离破碎、一地鸡毛。在此背景下，中国思想界不得不思考这一问题：“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形态？”在彭富春看来，它显然不能是对自身传统的重复，也不能是对已经被解构的西方思想传统的招魂，更不能是对后现代解构主义的亦步亦趋，而应该是对哲学的“批判”本性的彰显与坚守。如果说历史上的各种思想都是批判且都是基于某种原则的批判的话，那么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是一种“无原则的批判”。[⑥]

说哲学的本性是批判，意味着哲学根本上就是自身批判和现实批判。这里所谓“批判”，不是指否定性的批评，而是指中性的区分、分辨、审查或评判等，即只是对事实本身的描述而非肯定或否定的评价。思想作为批判现象如何发生？思想总是关于事物的思想，思想的任务就是要将其所思考的事物揭示出来、显示出来，从而让事物成为自身。事物成为自身，或实现自身的同一性，意味着事物与其他事物相区分，而这又意味着事物之间边界的形成。边界构成了世界的开端，因为事物正是在边界之中开始、发展和完成自身，事物和事物正是因为边界的存在而得以有序地区分和安排。但边界是不断变化着的，这意味着事物的本性和形态在不断变化，世界的本性和形态也在不断变化。历史就在这种变化中生成，而所谓的“划时代”，就是历史的中断，就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思想作为关于事物的思考，就是要划分事物的边界，而作为边界的划分的批判就成了思想的根本规定，它具体表现为区分、比较和决定，其中区分是指批判对存在与虚无的区分，比较是批判对存在的事物自身形态的区分，而决定是批判对事物必然存在或不存在的充满冒险的选择，它使得思想从理论王国进入实践王国。[⑦]

这里所谓“原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预先给予的指导方针，而是指哲学意义上的最根本的存在即本体、始基、开端、基础、原因等。所谓基于某种原则的批判即“有原则的批判”，要么从批判者即思想者出发，要么从被批判者即物出发，其中前者的原则就是思想者的“立场”，后者的原则就是物得以存在的“根据”。“立场”规定了人们如何去看以及可以看到什么，也就是提供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提供了理论态度。但是，如果理论态度完全从既定的立场思考并设定事物，它就会导致事物的变形、扭曲，从而阻碍对事物本身的思考。“根据”作为一个事物得以存在的原因而被说明和建立，它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被表述为自然、天道等，在西方传统思想中表现为理性、上帝、自我、存在等，而在作为一般哲学倾向的本体论中则表现为事物之后的第一原因或最高原因。但是事物的根据不管具有何种形态，也都是一个事物，是使事物成为事物的第一事物或根本事物。于是，当思想思考事物的根据时，它并非在思考事物自身，而是在思考事物之外的另一个事物。西方思想思考事物及其根据时主要借助于推理论证，其中演绎推理从一般命题（根据）推出特殊命题（事物），归纳推理从特殊命题（根据）推出一般命题（事物）。但无论是演绎推理还是归纳推理，它们得以出发的前提（一般命题或特殊命题）本身都是没有说明和建立根据的，它们也都没有揭示事物和根据的差异性，没有揭示事物自身如何显现。中国传统思想思考事物及其根据时主要借助于经验思维，即归纳推理中的类比思维，这使得自然成为人类的根据，古人成为今人的根据。但是在这种方法中，作为根据的自然和古人并没有说明和建立根据，因而人类和今人自身的本性也没有得到展示。[⑧]

不同于有原则的批判，无原则的批判反对任何一种预先给定的立场或根据，唯一承认在纯粹思想中显现的纯粹事物，它本性上是对思想自身的批判，即对批判的批判。无原则首先是无立场，即暂时放弃日常态度、理论态度，也就是去蔽，即通过否定甚至否定之否定而去掉思想自身的遮蔽性，让思想进入虚无、宁静、光明、空灵的状态，从而实现思想自身的本性。正如彭富春所言，作为如此的思想“虽然是存在的，但仿佛放弃了自身，而只是听从于它所思考的事物。于是我们看到了思想和事物之间的一种特定的关系：不是让思想去设定事物，而是让事物来规定思想。在这样的关系中，思想的力量表现为没有任何力量，也就是无能，而唯一决定的就是事物本身。因此事物在思想中便可能将自身作为自身显示出来了”。无原则其次是无根据，即放弃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冲动，否定思想说明和建立根据的任务，而只是让思想去关注事物自身的同一性和与他物的差异性，只是就事论事。“由此而来，思想的过程不再是论证，而是显示。显示就是显示事物本身，也就是一个事物和另一个事物相区分的边界。作为一个事物的起点和终点，边界不是根据也不需要一个根据。一种关于事物边界的思想就是揭示事物从起点到终点是如何生成和展示自身的。这种对于边界的揭示不是其他思想，而就是批判，而且是无原则的批判，因为它不是说明根据和建立根据。”[⑨]

彭富春将思想的本性规定为无原则的批判并非一种标新立异的行为，而是把“人类历史上一切真正思想的隐秘动机”即“实事求是”形成思想的主题。因此，无原则的批判不等于是非不明，而是主张划清事物的边界以明辨是非；无原则的批判不等于无政府主义，而是反对任何以主义名目出现的教条化理论；无原则的批判不等于虚无主义，而是要让思想走向事物本身，揭示事物的存在与意义；无原则的批判也不等于一种以“无”为原则的批判，而是主张放弃一切先在的立场和根据。[⑩]

二、对生活世界的无原则批判

无原则的批判固然要批判思想自身，但最终是为了走向事物本身，即批判现实世界，并通过批判显示现实世界的本性，指引人们认识、顺应并看守这一本性。在通过《论海德格尔》和“国学五书”对中西思想的有原则批判传统进行批判之后，彭富春的《论大道》开始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

在日常和哲学语言中，世界有多种意义，如世界就是时空、全球、区域等等，但世界根本上只是人的生活世界，因为正是人的存在，世界才有了上述区分。不像一些宗教和哲学所设定的那样，这个世界不是虚假的，而是真实的，同时也不是虚无的，而是存在的。彭富春强调，对于这个世界的思考，我们不能再像既有思想传统那样为之设定一个作为无世界的绝对虚无的开端，也不能设定一个未被污染和损害的原初自然状态，因为这样我们就是在思考这个世界之外的东西。我们必须就从这个已经给予的世界出发，它不仅由各种物和人组成，还是这些物和人的聚集和交互生成。于是，“世界是一个成为世界的过程，是一个世界化的运动。”[11]

彭富春把这个世界化的人类生活世界分为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灵世界三个层面。在自然世界中，人和由矿物、植物、动物组成的天地万物共同构成自然整体。这个自然不应该被理解为人周围的环境，而应该被理解为包括人类在内的生态，一个相生相克的无限循环系统，因为只有在作为生态的自然中，万物才都凭借自身的本性而与其他事物相区分并成为自己，它们无有用无用之别，也无善恶之分，且自因自果。这个自然既不是一个主宰者，也不是一个被主宰者，而只是自然自身，既不是一个创造者，也不是受造物，而只是自身存在于此，我们因此既不能给自然设立一个非自然的原因，也不能给自然设立一个非自然的目的。[12]

社会世界的存在关涉人的本性。人有自然属性，因而从属于自然整体，服从自然法则，但还有超自然属性，因而又超出自然整体，不服从自然法则。不同于自然是已经给予的，人类有自己的开端，它存在于人与动物的边界之处，即意识、理性、语言、符号和工具等等，它们让不具有这些东西的动物仍然囿于自然的因果领域，而让具有这些东西的人开启自己的自由之路，成为自由的存在者、思想者和言说者。自由不等于自在，自由的人不仅能够与动物相区分，还能与自身相区分，因为他在意识和理解自身时打破了自在的原初同一性，开始意识到自身存在的边界，并能越过边界，从而否定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和现实性，实现其存在的无限性和可能性。这种无限的越界，构成了人的存在的历史，即不断与旧人相区分而转变为新人的历史，也重建着世界，即对自然的改造和对社会的变革。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天人相分（包括天胜人、人胜天、天人交相胜）和天人合一（包括天人相似、天人相通）之说，但天人共生才应该是最为真实的看法，因为它强调人和天地万物既各有差异，又同属一体，且彼此转化，交互生成。社会的形态主要包括家庭、社群和国家，而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是个体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它在人类历史中主要表现为社会对个体的压制和个体对社会的反抗，但个体与社会的相互促进是最为理想的状态，是我们所属世界的真正本性，它已经被共产主义理论所详细描述。这里彭富春特别强调指出，由于共产主义根本上不是强调从物出发共同拥有财产，而是强调从人出发构建生命、命运共同体，共产主义实际上应该被规定为“共生主义”。[13]

作为有意识的生命，人还生活在心灵世界中。心灵世界虽然不可见，但可以通过语言显现。心灵的结构，在西方理性哲学看来可以分为感觉、知觉和理性三个方面，或知、情、意三个部分，它们都接受理性的规定。西方现代思想开始强调非理性的意义，同时开始把心灵分析化和计算化，它们都导致心灵的单一化和片面化。心灵要想恢复自身的本性，成为有生命的自由存在，必须强调心灵与生命整体的统一，必须摆脱外在事物（包括自然规律、社会制度和所属身体）的限制，必须去掉各种先见或偏见遮蔽，有或无的遮蔽。纯粹的心灵的思考活动显示为照亮和反映，是光明与镜子的奇妙结合。被心灵思考的事物包括万物、身体和心灵自身，心灵的思考因此可分为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心灵思考事物的过程，不是一般所谓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过程，后者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来把握事物本质，而是通过语言言说即命名和表达揭示事物本性的过程。心灵在思考事物的过程中，不仅能够照亮和反映物，还能指引人们去创造和改变物，也就是改变自身、社会与自然。但是，心灵的这种心物合一（包括心身合一）功能不可能为片面的唯心主义和片面的唯物主义所理解，因为它们忽视心灵的功能只能发生在人的现实存在活动之中，而正是人的现实存在活动使物质变精神，使精神变物质。除了创造人、社会与自然，心灵还建立独属于自身的宗教、哲学、文学与艺术领域，它们分别表达着人对自己与世界的终极本源的信仰，关于真理的思想，以及关于世界的本性的完美理想。[14]

包含了自然、社会和心灵三个维度的世界，是天（自然）、人（社会）、心（心灵）的聚集，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天地人的世界，其中人作为天地之心生存于天地之间，追求天人合一，也不同于西方历史上的天地人神的世界，其中人作为理性的动物生存于天地之间且要服从神的指引，追求神人合一。在彭富春看来，天人心的三元世界有三个独特本性：首先，天地合为一体，同时天规定了地，天地都是自然的存在者；其次，人不再只是作为天地之心或理性动物的整体性存在者，还是一个个独立而独特的个体存在者；最后，不是上帝或诸神，而是人的心灵，作为光明和镜子，通过思考指引人在世界中的存在。这个世界中，自然、社会和心灵彼此不可分离，而是同属一体，相互作用，共同生成，即“天人共生”、“人我共生”和“心物共生”。这个世界自然、社会和心灵的聚集，由人及其存在活动完成；也正是在自然、社会和心灵的不同世界维度里，人展开着自己的存在；人与世界本属一体，根本上就是一个自然的人、社会的人和心灵的人，而从来不可能作为主体，和世界构成主客体关系。这个世界没有根据，也就是没有来源和目的，生存于其中的人也没有一个外在的根据，他必须自身建立来源和目的。人生在世，就是在这个唯一的世界里通过与天地万物打交道、与他人打交道以及与心灵打交道来完成自己的存在，通过沉思性的思想而揭示世界的本性，通过语言言说和指引世界。这些存在、思考和言说活动，一方面将人转化为世界，一方面将世界转化为人，从而让人与世界共同生成。人生在世的活动当然也会导致非生成和反生成，这使人异化为非人，世界异化为非世界。也就是说，世界不再是人的家园，人成为无家可归之人。人异化为非人，是指人不再是自己的主人，不能依据自己的本性展开存在活动，活动的产品也不再是对人的肯定，而是否定、压抑和伤害；世界异化为非世界，是指世界的各个领域都受到异化，自然天崩地裂，社会或死气沉沉，或分崩离析，心灵不再觉悟，而变得愚昧，自然、社会、心灵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和谐共生，而是相互对抗和破坏，世界自身的本性也不再是人与万物的生成，而是扼杀、阻碍一切生成和生命。但非生成和反生成实际上只是生成活动的一种派生样式，生成活动自身会克服非生成和反生成，让它们回归生成活动的大道中，而这意味着“人在无家可归的命运中怀着乡愁去重建家园，并居住在此家园之中”。[15]

三、对欲望、技术与大道的无原则批判

人与世界的生成，本源性地表现为人在世界中的欲望及其实现，而欲望的实现需要技术的手段和大道的指引。于是，彭富春接下来开始对生活世界中的三个基本要素进行无原则的批判。

人们通常带着偏见看待欲望，其实欲望不仅有身体性的还有心灵性的，不仅有消费性的还有创造性的，不仅有私人性的还有公共性的，不仅有贪婪性的还有适度性的。欲望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活动，表现为作为欲望者的人欲望某物。不同于动物就是其欲望，人既是欲望，从而与欲望合一，又有欲望，从而与欲望分离。人是欲望，是说人作为有意识的生命存在者，必须不断地把他者的存在变成自己的存在，必须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有限到无限不断地生成自己和世界。人有欲望，是说人不是简单地等同于欲望，人的存在活动不只是欲望及其实现。当人是欲望者时，他被欲望所规定，当人是拥有欲望者时，欲望被他所规定。人所欲望的东西，本是自在之物，但因具有有用性而成为所欲物，从而失去自身的独立性，并在服务于欲望的过程中消耗、消失自身。所欲物包括自然性的、社会性的和精神性的各种存在者，它们在满足欲望者的过程中成为欲望者自身的一部分。人的欲望活动，就是物因人而变为所欲物、人因物而变成欲望者的过程，是生命的丰盈与欠缺、消费与创造相互转化的过程，从而也是欲望者和所欲物成为创造者和创造物的过程。[16]

欲望者实现欲望时，不能只依靠本能，还要依靠技术，即制造和使用工具从而制作万物的活动。人类活动一般可以分为思想活动和现实活动、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而技术属于现实和实践活动。古希腊人将人类理性活动分为理论理性（相关于认识）、实践理性（相关于道德伦理）和诗意创造理性（相关于生产创造）活动，而技术明显是诗意创造理性活动。中国传统思想一般把人类活动分为相关于道和技的活动，前者超越物，后者相关于物，是制造和使用工具从而制作事物的活动。技术不同于（自然）科学和工程，因为科学是认识活动，技术是制作活动，而工程是科学与技术的应用。技术的人类性使从事制作和生产活动的人区别于动物，获得独属于自身的本性；技术的制作性让技术成为存在的生成活动，因为它揭示了自然的本性，把自然物转变为人为物，把尚未存在者变成创造者，在制作世界的同时也制作了人本身；技术的手段性让工具成为欲望者获得所欲物的手段；技术的目的性让工具的发展、更新成为目的，让工具本身成为自主性的存在，从而会把人本身变成实现这种目的和自主性的手段。技术活动的核心要素包括人、工具和物。技术活动中的人是技术人，是工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他主要不是被欲望和智慧所规定，而是被技术所规定；技术活动中的工具是人制作万物时所使用的一切手段，可以分为非机器性、机器性和后机器性三类，它们不仅是人的身体和大脑的替代和延伸，更具有身体和大脑所不具有的可能性。技术活动中的物最初是具有有用性的原材料，最终是用于人类消费、满足人类欲望的产品，它们可以分为时间技术和空间技术，身体技术、自然技术和社会技术等。作为技术活动的核心要素，工具规定了人的技术人本性和物的原材料、产品本性。工具自身的发展，主要经历了身体工具、手工工具、机器工具和信息工具四个阶段。从身体工具到信息工具的过程，不仅是工具也是技术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在前机器时代，技术主要表现为技艺或技能，即人用手直接或间接与物打交道的过程，也就是表现为人的被自然所规定的身体性活动，其中人与物的关系，不是主客体的关系，而是主被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产物虽然是人工物，但要仿佛是自然物。在机器时代和后机器时代，技术逐渐摆脱自然和人的身体性活动的规定性，并演化为一种独立的超自然力量：“现代技术的技术化成为了对于存在的挑战和采掘，由此成为了设定。人当然是设定者，将万物变成了被设定者；同时人自身也是被设定者，而且比其他存在者更本原地从属被设定者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现代的技术世界。世界不再是自然性的，而且自然在此世界中逐渐消失而死亡。技术世界的最后剩余物只是可被设定者，或者是人，或者是物。作为被设定者，人和物都成为了碎片。而碎片都是同等的，因此也是可置换的。”于是，现代技术不再是技艺，也不只是人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技术主义，成为我们时代的规定。这种规定表现为技术的采取、加工和控制等环节，在那里，技术制作了自然，制作了人自身，从而制作了整个世界。[17]

人与其生活世界的生成，虽然首先表现为人从欲望出发并运用技术生产和消费所欲物，但如果没有大道的指引，人的欲望活动和技术活动就还不能与动物完全区分开来。正是大道让人成为人，让世界成为生活世界。何谓大道？首先，何谓道路？在最直观的意义上，它是由人开辟并行走于其上并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线性地段。人虽然能够开辟道路，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开辟，因为只有在某些既是人生活必须经过且适宜修建道路的地方才可能出现一条道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道路是自身开辟与延伸的，它虽然要借助于人的筑路活动，但这一活动本身却必须接受道路的指引。道路不仅开辟了自身，也为行走于其上的人开辟了世界，因为道路的延伸就是空间的转换和时间的流动，天地万物就在这时空中次第现身。道路可以分为小路、邪途和大道。小路和邪途看似捷径，却是死亡之路，因为它们可能让人偏离目标、陷入危险的境地，大道看似漫长和无限，却是生命之路，因为只有它才能让人走向光明和自由。除了指现实中的道路之外，大道还有很多引申意义，包括存在性的道、思想性的道和语言性的道等。[18]

所谓存在性的道，就是指存在者的存在。中西思想传统中出现的各种道论和本体论，都在试图为一切存在者追问其存在。但是，相同的形而上学本性决定了它们都把这个存在理解为最后的原因和根据，即某一特别的存在者。于是，这个追问过程同时也是存在自身被遗忘的过程。这里，彭富春在海德格尔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型本体论，它不再追问存在者之外的最终原因和根据，而是要追问存在者自身的原因和根据，也就是主张存在者的存在只有自身的原因和根据，没有外在的原因和根据，也就是无原因和无根据。于是，这种本体论不再是有的本体论，而是无的本体论，它主张无本体或无的本体，主张存在者的本体就是存在者自身的存在。作为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道是天地万物之道。但道不是一个一般的物，也不是一个特别的物，也不等于万物或存在者整体。道根本上只是无或虚无，这种虚无并非一无所有，也非空无一物，或者是存在者的缺失、空幻的梦想、否定的判断，而是动态的“虚无化”过程，它不仅否定任何固定的、静态的存在者，还让存在者自己否定自己。于是，道既是存在性的，又是虚无性的，既是虚无性的存在，又是存在性的虚无，是有与无的共同生成。道就是生成，生成就是道成为其自身，也是道让万物成为其自身，即道生成，人生成，物生成，世界生成。在这个生成过程中，生成者不是存在者之外的其他存在者如神、天、人、心等，而只是存在者自身；被生成者也非存在者之外的其他存在者，而只是存在者自身；生成活动本身既不是无变化的同一，也不是无同一的变化，而是有与无的互动，它一方面无中生有，一方面有变成无，其中无中生有意味着存在者从自身之中生成，自身就是开端、基础和根据，有变成无是把已存在的变成不存在的，是存在者通过存在的虚无化否定自身。不仅如此，生成活动还是新与旧的变更。从旧变新是把已经存在的推向将要存在的，从新变旧是把已经创新和革新的推向再创新和再革新，生成就是从旧变新和从新变旧的永恒轮回。当道自身存在或生成时，它已经将自身揭示出来，也就是从遮蔽走向敞开。道的自身去蔽凭借道之光，它既不是绝对的黑暗，也不是绝对的光明，因为那里无物可现，而是黑暗与光明的游戏，如海德格尔的“林中空地”，那里人们凭借光明看到黑暗，凭借黑暗看到光明。道之光的产生在于人进入存在自身，正是人的在世存在引发了道之光，并见证和守护着存在的真理。[19]

所谓思想性的道，就是对存在性的道进行思考的产物，就是人们一般所谓智慧。历史上的智慧通过区分人与其他存在者尤其是人与自身而回答了人是谁的问题，如西方智慧把人规定为理性的动物，中国智慧把人规定为天地之心，古希腊、中世纪和近代要求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成为英雄、圣人和自由人，儒道禅三家分别要求人与小人、非道人和迷误人相区分而成为君子、道人和觉悟者。这些智慧也回答了人如何存在的问题，即人不仅是欲望的存在和技术的存在，还是智慧的存在，是用智慧指引欲望和技术，并根据欲望和技术改变和提升智慧的存在。这些智慧还回答了人存在的根据何在的问题，如西方智慧把上帝、中国智慧把天道作为最主要的根据。不过，经过无原则的批判，这些传统智慧所提供的根据都需要被否定掉，因为只有这样，智慧才能真正开始引导人们自己建立和说明根据，也就是从虚无中生出存在，从无意义中求索意义。[20]

彭富春指出，存在性的道和思想性的道最终要显现为语言性的道，因为它指引存在与思想，并为它们建立根据。要把握语言性的道，必须思考语言的本性，它相关于三个问题，即谁在言说？如何言说？言说了什么？关于第一个问题，不同于人在言说的答案，彭富春主张语言自身言说。离开人，语言自身固然不会言说，但离开语言，人就不复是人，离开语言指明的道路或语言性的道，人就不会拥有言说能力。于是，语言言说就是语言性的道在言说，而人的言说或者不过是在传递或者是在反对语言性的道。不同于工具语言的言说是陈述、交流和计算，欲望语言的言说是呢喃、呻吟或呼唤，大道语言的言说是指引、命令和祈使，它引导人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种指引首先通过否定性的命令如巫术的禁忌、宗教的戒律和法律的文本来实现，其次通过肯定性的泰然任让来实现。在任让中，大道自身生成，也让一切存在者自身生成，大道自身存在，也让一切存在者自身存在，大道自身自由，也让一切存在者自身自由。大道语言言说的是事物存在的真理，这种真理既不相关于事物的现实性，也不相关于事物的必然性，而是相关于事物的可能性。大道的言说召唤天地万物从自然世界走向人的生活世界，召唤人走向一条只属于人的道路，召唤心灵将自身表达出来，从而召唤天、人、心的聚集，召唤世界的到来。[21]

四、对欲技道游戏的无原则批判

生活世界是欲望、技术和大道（智慧）三者的聚集活动，我们可以把这种共同参与、相互传递、彼此生成的活动称为游戏。彭富春接下来开始对生活世界的欲技道游戏展开无原则的批判。

生活世界的游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游戏活动，而是指人生在世的存在、思想与言说活动，因此不是小游戏，而是大游戏。游戏根本上由规则所确定，而欲技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既不是诸神、上帝或天，因为它们只是特定的欲技道游戏的历史性产物，也不是人，因为人虽然参与制定了游戏规则，却反过来被这一规则所规定。于是，欲技道游戏没有一个外在的、既定的规则或规定，因而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外在原则的活动或无原则的活动。欲技道游戏也可以说是欲技道自身制定规则的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欲技道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权制定规则。在此，彭富春强调指出，不同于各种历史形态的大道或智慧总是相较于欲望和技术有制定规则的特权，欲技道游戏中的大道或智慧根本上只是“让知道”，即“让人们知道欲望的本性，让人们知道技术的本性，并知道自身活动的边界，由此为游戏规则的制定提供一个条件。大道或智慧的本性不是占有或者制造，而是指引，亦即让存在或者不让存在”。于是，欲技道游戏规则的制定根本上只是欲望、技术和大道三者共同完成的约定或契约，这一契约的制定最终是为了让欲望、技术和大道三者都能生生不息，从而保证世界的生生不息。[22]

在生活世界的游戏中，欲望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欲望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活动，总是需要技术作为满足自身需要的手段。欲望的不断发展，也需要不断发明、抛弃和创新工具以制作新物。欲望的本能性决定了欲望的黑暗与盲目，决定了欲望渴求大道来说出欲望的本性和边界。在生活世界的游戏中，技术一方面是欲望实现的必要条件，一方面又能丰富欲望的内容和形态，刺激和制造前所未有的新欲望。听命于欲望的技术和欲望一样是黑暗而盲目的，它甚至会脱离服务于欲望的手段身份而以自身的发展为目的，从而走上无限制造自身、制造物和制造人的道路。如此这般的技术会把自身、人和物拉入危险，导致存在的毁灭，因此需要大道的到场，需要大道告诉它自身的本性或边界。在生活世界的游戏中，大道扮演着指引欲望和技术的角色。大道首先让无意识的欲望变成有意识的欲望，从而让欲望知道自身，其次将欲望分为身体性与精神性的、私人性与公共性的、消费性与创造性的、贪婪性与适度性的，指出哪些欲望可以实现，哪些欲望不可以实现，哪些是善的欲望，哪些是恶的欲望。欲望并没有善恶之分，但当欲望进入生活世界的游戏时就有了善恶之分，凡是符合生活世界游戏规则即生的欲望就是善的欲望，否则就是恶的欲望。大道对欲望的指引可以分为以道制欲和以道引欲，前者强调克制欲望，后者强调把欲望导向善的方向与道路。大道对欲望的克制和指引不同于历史上的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后两者本质上都是对欲望的压抑，即让欲望超越自身的边界而消灭自身，而大道的目的是欲望的解放，即让欲望认识自身的本性，从而回归自身。大道不仅是欲望之道，还是技术之道。技术的本性是制作，没有善恶之分，但技术进入生活世界的游戏时就有了善恶之分。为了让技术成为无害的、合乎自然的和合于伦理的而非有害的、破坏自然的和悖于伦理的，大道一方面以道限技，一方面以道引技。以道限技首先要消除害生（害物和害人）的技术，其次要限制目前利害未明的技术，最后要尽量限制技术的普遍运用。以道引技就是要让技术不能片面化为欲望满足的手段，也不能极端化为以自身为目的，而是要让技术遵守利生的游戏规则，顺应人性和物性，从而实现技道合一。[23]

生活世界的游戏，依赖欲望、技术和大道三方的共同在场。三者角色尽管不同，但权利平等，如此情形决定了游戏没有绝对的霸权、中心、根据或原则，从而成为无原则甚至否定任何原则的活动。尽管如此，在生活世界游戏的发展过程中，欲望、技术和大道三者之一会在其中某个阶段占据主导地位，这导致游戏存在三种形态：从欲望出发并由其主导的游戏，其中大道失去克制和引导欲望的作用，技术片面化为欲望满足的手段；从技术出发并由其主导的游戏，其中技术不再以欲望和大道为目的，而是以自身为目的；从大道出发并由其主导的游戏，其中极端化和片面化的大道要去消灭欲望和否定技术。[24]

不同于上述三种游戏形态，真正的生活世界的游戏是欲望、技术和大道三位独立、平等但同属一体、相互传递的参与者的圆舞，这游戏既不源于什么，也不为了什么，而只是源于自身并为了自身。在这样的游戏中，生活世界开始自身生成。这种生成首先表现为欲望的生成。在生活世界的游戏中，欲望从身体性的扩展为物质性的，并上升到社会性和精神性的欲望，同时人的私人性欲望转变为公共性的欲望，不仅能生发出消费性的欲望，还能生发出创造性的欲望，不仅能限制贪婪性的欲望，还能满足适度性的欲望。最为根本的是，欲望实现了从欲望到情感的升华。欲望活动不再只是占有，还是给予，不再只是肉体的满足，还是精神的享受。比如，作为人类最为基本的两大欲望，食欲就从肠胃之欲发展到口舌之欲，再发展到聚集、祭祀、感恩、交流、庆祝等等的精神需要，性欲从仅仅是生殖之欲发展到色情之欲，再发展到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精神完美聚集的爱情之需。这种生成其次表现为技术的生成。在生活世界的游戏中，技术艺术化。这首先表现为技术的人成为艺术的人，即被工具化、机器化和物化的人成为全面发展的完整的人；其次表现为技术的过程变成了艺术的过程，即被迫制造和使用工具、身心受到奴役的过程，变成自由制造和使用工具、身心得到解放的过程；再次表现为技术的器物成为艺术的作品，即技术所制作的工具和产品实现了功能、质料、形式和人性四个层面的审美化，对技术产品的消费成为艺术作品的鉴赏。这种生成最后表现为大道的生成。在生活世界的游戏中，大道的历史经历了由外在性的大道到内在性的大道、从一元性的大道到多元性的大道、从思想性的大道到存在性的大道、从人类性的大道到个体性的大道、从否定性的大道到肯定性的大道的过程，它是人自身为自身的存在确立的大道，是充满异质性和多样性的大道，是关注人的现实性的大道，是承认个体差异的大道，是指引而非拒绝欲望和技术的大道。欲望、技术与大道的游戏过程，既是欲望、技术与大道的生成过程，也是整个生活世界的生成过程，这一游戏的无限性，决定了欲望、技术与大道的生成的无限性，决定了生活世界的生成的无限性。[25]

彭富春着重指出，生活世界在欲技道游戏中的生成过程也是显现过程。相较而言，欲望是黑暗的，技术是镜子般的，而大道却是光明的。正是在光明与黑暗的冲突和嬉戏中，也正是在镜子的反射和映照中，生活世界的万事万物显现并成为自身，即从虚无到存在，从缺席到在场，从开端到完成。生活世界的显现活动让万事万物生成为作品，生成为美，因为这时的万事万物已经实现了其对人而言的功利性和利害性，从而达到了自身的超功利性和无利害性，敞开了自身纯粹的物性，这时的人也已经放弃根据有用性和无用性和物打交道的方式，进入泰然任之的状态，既让自身自由存在，也让物自由存在。对应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和心灵世界，美可以分为自然美、社会美和心灵美。当自然万物，社会中的人、事、物，心灵的认识、意志和情感都完成了功利性而实现自身的本性时，自然、社会和心灵就成为美的存在者。贯穿自然、社会和心灵美的红线是人自身的美，后者是世界一切存在者的美的聚集和顶峰，因为人的美包含了自然美，包含了社会美，也包含了心灵美。美是欲技道游戏显现的作品。游戏不断生成，美不断生成，唯有生生不息者永恒。[26]

结语

如上所述，通过无原则的批判，彭富春的《论大道》为无家可归时代的我们提供了一种共生智慧，它就是“让”欲望生成、“让”技术生成同时也“让”自身生成的大道，这种泰然任让的智慧，使我们超越对待事物的功利和利害态度，成为生活世界欲技道游戏利生规则的守护者，从而获得新的生存依据或新的生存家园。相较于《论海德格尔》和“国学五书”，《论大道》是“无原则的批判”这一全新思想形态的更加集中而成熟的显现，它为“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形态？”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几近完美的答案。正如彭富春所言，与这一问题密切相关的问题还有：“如何保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如何产生原创性的中国当代哲学？如何让汉语讲哲学？如此等等。”[27]我们可以说，《论大道》保留了迄今为止所有哲学共有的批判本性，所以具有“合法性”；《论大道》强调的是不同于以往哲学的“有原则批判”的“无原则批判”，所以具有“原创性”；《论大道》用极其简明而不失深刻的现代汉语向我们系统讲述了一种关于生活世界欲技道游戏的哲学，这本身就是对“如何让汉语讲哲学”问题的最好回答。

[①]刘志洪、郭湛：《改变“阐释驱逐创造”机制——关于新时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思考》，《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第34-41页。

[②]彭富春：《漫游者说》，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③]彭富春：《论国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5页。

[④]彭富春：《论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0页。

[⑤]彭富春：《论儒道禅》，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⑥]彭富春：《论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0-261页。

[⑦]彭富春：《论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1-264页。

[⑧]彭富春：《论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64-270页。

[⑨]彭富春：《论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70-274页。

[⑩]彭富春：《论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74-275页。

[11]彭富春：《论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3页。

[12]彭富春：《论大道》，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