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上推测，新冠病毒的母婴垂直传播风险也比较小。我们向武汉其他有确诊孕产妇病例的医院了解情况，同样没有发现母婴垂直传播的科学证据。因此，我们给出的结论是：截至目前，尚缺乏能够有效支持新冠病毒存在母婴垂直传播的可靠证据。
在当时的紧急情况下，基于这些有限的研究、推理和对武汉市助产机构的初步调查了解，给出的这个结论经过媒体的广泛报道，减少了很多孕产妇及家庭的担忧和顾虑。基于事实审慎研究、小心求证，回答公众关心的问题，解疑释惑，这正是我们专业研究者应当担负起的责任。
问：一个个新生命牵动着一个个家庭的心，如何切实保障疫情期间的孕产服务？
乔杰：孕产服务是一类比较特殊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具有连续性和不可延时性，不可能因为疫情就被推迟或中断。
得益于这一系列举措，与其他新冠病毒感染人群相比，孕产妇病例的救治结果相对较好，出现重症的比例少，截至目前尚未出现死亡病例。
问：您是医生，也是位母亲，在您看来还应为孕产家庭做些什么？
乔杰：要特别关注对孕产妇及婴幼儿家长的心理疏导。由于对孩子健康的关注和重视，孕产妇及家庭其他成员可能因疫情产生过度恐慌、抑郁、焦虑甚至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问题，不但影响自身健康，也会影响到胎儿及婴幼儿的健康。因此，妇产科、新生儿科及社区医务人员在为这些人群提供常规诊疗和随访服务时，应给予相应的心理疏导和初步评估，必要时转诊到心理科室，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和治疗。
除了线上诊疗、电话随访等方式，还应为孕产妇和婴幼儿提供咨询、问诊和健康随访等长期定时健康服务，随时关注其健康情况和疾病的发展变化，必要时提醒其及时就医，避免延误治疗。
跟随自己的初心，不轻易随外界而动摇，时间会告诉你值得
问：什么原因让您三十多年始终坚守在迎接生命的第一线？
乔杰：从懵懂的学生时代起，我就对生命的起源和奥秘非常感兴趣，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迎接一个又一个新生命。为此，我选择了既包含手术操作，又包含生理、病理研究和危重症管理的妇产科。后来，我慢慢注意到，不孕不育患者面临巨大的伤痛和心理压力，需要医学的帮助。本科毕业前，我偶然听说“北医三院张丽珠教授与北医基础医学院刘斌教授合作研究的胚胎体外受精方法获得成功”，就毫不犹豫选择来三院读研，和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三十多年来，三院见证了我一步步的成长，从学习到工作，我早已在此深深扎下了根。
1987年刚到科室，正是辅助生殖技术的攻坚阶段，我跟随前辈亲历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从孕育到诞生这一重要历史过程，也目睹了张丽珠教授如何在简陋的医疗技术条件下攻克难关。取卵用的引导穿刺针只有寥寥几根，用钝了就请钟表匠来修理；没有合适的容器，盛卵泡液的试管就放在保温杯里；没有现成的培养液，大家就自己照方配制……
在三院求学的那段岁月，我在前辈们的谆谆教导和耳提面命下提升本领、磨砺意志。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从科主任到院长，三院的人、事、物都与我心心相连，再往后，工作逐渐变成了我对自己、对全院职工、对这份事业的责任。
问：知识代代传承，从前辈那里有哪些收获？
乔杰：影响我一生，让我感念的导师实在有很多，张丽珠教授、李美芝教授、何伯松教授等。他们在不同方面的言传身教成就了今天的我，都是我生命中重要的领路人。30多年前，我刚进入北医研究生院，师从妇产科李美芝老师，并作为住院医师，在张丽珠教授手下管理病人。张丽珠教授是科技探索的先锋，她永远在探索新事物，永远要求做到最好。对待学生，她不苟言笑、十分严格，正是这段看似煎熬的学习生涯，铸就了我的本领，磨炼了我的意志，给我留下了不懈探索、追求卓越的烙印。
科学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一己之力就能踏足高峰。将自己的学识与他人的学识融会贯通、取长补短，碰撞出最耀眼的思想火花，这大概才是一个学科领域的全部面貌。李美芝教授正是这样一位善于发现他人所长、知人善任的导师，是我作为学科管理者的榜样。她带领我开启多囊卵巢综合征的研究，对我而言，就是敲开了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大门，成为此后十几年来我不断拓展的研究方向之一。我特别想和年轻人分享的一点体会是，跟随自己的初心，不轻易随外界而动摇，时间会告诉你值得。
问：在儿子眼里，您是一个怎样的母亲？
乔杰：儿子从小就习惯了我的工作状态，看到身边人对我们职业的尊重和感谢，对我很理解。他十二三岁的时候，偶尔有个周末我没去上班，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妈，你生病了吗？”他觉得好端端的妈妈怎么会在家，他的世界里，大概永远是睁开眼睛我就已经去工作了。
我的工作性质相对特殊，既是临床医生，又是学科主任，后来发现基础研究也特别有意思，对解决疑难不孕治疗有意义，就又带着团队去研究生殖过程中的生命现象，再加上一个大型三甲医院的管理工作，除了睡觉，我的时间几乎都是在工作。
在儿子眼里，我跟他是好朋友，但是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认为我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的。记得中学面试要用英文介绍家长，他就说：“patient is no.1 in her heart。（病人在她心中是第一位的）”事后，我赶紧解释：“不是这样的，只是病人需要帮助，妈妈就得先去帮助病人。”
守护生命，需要高水平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人才储备
问：您长年工作在孕产一线，如何看待我国生殖医学领域近年来的迅速发展？
乔杰：生殖医学领域最近的迅速发展，主要源于多学科交叉打破了既往研究的瓶颈，使得这一领域在基础理论、临床诊断与治疗等方面不断获得重要突破。这也促使我们的研究团队更重视跨学科交叉合作，继续推动前沿技术和方法的应用和集成，聚焦生殖医学重大基础理论的深入解析，尤其是“卡脖子”技术、产品的研发和临床转化。
作为国家妇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产科质量控制和管理中心，研究团队联合生殖、产科、公共卫生等学科，一方面提倡适龄生育，加强孕前—围孕期宣教、筛查和管理；另一方面建立高龄生育的助孕策略，提升生殖疾病诊治、高危孕产妇并发症管理以及出生缺陷防控能力，在新生育形势和挑战下，努力实现我国健康生育的人口发展目标。
在团队建设方面，要加强生殖医学基础和临床研究学术带头人和骨干的培养，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学科梯队；加快引进交叉学科领军人才，同时培养和引进一批转化医学相关学科的专业性人才，联合多学科前沿技术方法突破生殖难题。
问：经历这次抗击疫情，临床医学、基础研究如何更好为守护生命服务？
乔杰：我特别关注的是，复工复产后，大型公立医院如何有效防控风险。北医三院是北京市门急诊量最大的医院之一，现在门诊量已经恢复到平时的50%了。眼下还是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关键时期，但老百姓该治病还是得治病，尤其是很多手术必须尽快完成。目前，我们每天要完成上百台手术，考虑到手术室本身的密闭环境，再加上麻醉过程中对于呼吸道的要求，确实大意不得。
总体上说，临床医学只是医学的一部分，这些年临床医学的发展受到很大挑战，尤其是大数据和分子医学整体的发展，以及物理、化学等多个领域中技术的发展，都给未来提供了更多想象空间。兼顾医疗教学科研，应该是我不变的方向。
不管是公共卫生、基础医学研究，还是药学，都应给予关注。我们这次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确实经历了严峻考验。怎么能够迅速拿到大数据、做分析，尽快确定病原体，这都需要高水平的基础医学研究作保障，包括疫苗免疫同样是基础研究中重要的部分。所有这些，需要人才储备，才能真正保障人民健康，守护他们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