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敬之

历史的真实和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能因为岁月流逝，而被永远尘封在浊黄的故纸堆里的，更不可能坏死在所有当事人艰苦挣扎的记忆深处。对于“文革”这一段“中午的黑暗”时期的历史，近些年来，总有不少人重新提起，或形诸文本之中，或演绎影视荧屏，或于茶余饭后朋辈朗朗私语。

对于所谓总理遗言一事，除当时经历者外，年青一代罕有所闻。曾看刘二威执导的、震撼知识分子魂灵的电视剧《年年岁岁年年》，其中有一幕便与“总理遗言”有着关联，剧中人谈起此事神情诡秘、言语轻微，生怕有第三者知道似的。当时依稀记起这一历史名词，但一时疏忽不曾细查，只觉得昔日受尽无情折磨的人们试图在一个虚拟的太阳下发现了另一个透着光亮的早晨。

"2010年新年伊始，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袁敏的《重返1976：我所经历的“总理遗言”案》。 这是一本长篇纪实文学，也是一部历史回忆录。

袁敏是1976年“总理遗言”事件旁系当事人之一。袁敏“重返1976”，首度披露当年的“总理遗言”案。遗言分两部分：一部分写给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另一部分写给毛主席、党中央，为主体部分，文中除了对毛泽东多有感恩戴德的话外，对朱德、叶剑英二老也甚有期待和倚重，同时对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给与了迫不得已的褒扬，但把重心放在肯定“小平同志一年来几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别是贯彻主席的三项指示抓得比较坚决，这充分证明了主席判断的正确”，“今后小平同志的压力更大，但只要路线正确，什么困难都会克服”，并表示“回忆先烈的遗言，对照我国人民的生活条件，我为自己未能多做一些工作而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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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遗言”油印稿复印件

一封横空出世的“周总理遗言”，在1976年全国人民手中传抄；后来却被发现这份“总理遗言”是一个23岁青年，模仿周总理语气炮制的。

“总理遗言”出现后，之所以能在广大民众中迅速传播，无疑是他们久受折磨中一种无可奈何的发声。此声貌似一种爆发。虽然此力完全不济毛泽东发动“文革”风卷云起、“四人帮”倒行逆施串联各地的力量，但也可以看作是民众对“文革”浩劫的一种巨大的、极度的、深层次的愤恨表现，甚至很大的部分来自于知识青年中间。

"而此“遗言”，确是23岁的杭州汽轮机厂小工人李君旭——袁敏记忆里的蛐蛐儿——炮制。李君旭是袁敏的中学同班同学，也是袁敏哥哥袁中伟的“好哥们儿”。

在袁敏的记忆中，李君旭一米八几的个儿，“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其父母分别为浙江省第一医院院长和浙江医科大学教授，均系英国剑桥大学毕业归国。

“遗言”一出，震惊中国。这似充分肯定邓小平、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李中旭的铁哥儿们也不曾怀疑其真实性。袁敏说，当时的中国，“文革”已经十年，“老百姓心头压抑已久的对现状强烈不满，如长时间积聚的滚滚岩浆，随时都将喷涌而出”。这封“总理遗言”，“充分考虑了总理的处境和语气”，“让人无从怀疑那确实来自周恩来，并恰好说出了经历十年浩劫、渴望新生的全国人民的心声”。

这份并不真实存在的“总理遗言事件”曾被写入《邓小平传》。“总理遗言”在全国迅速传开，“除了新疆等极少数地方，全国各地几乎被人人抄录”。

"疯狂的“文革”，加上1950年代后期肇始的反右思潮长久持续，极左分子和篡权阴谋者们把忍辱负重与之周旋的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对于总理的病逝，他们幸灾乐祸，意欲把中国的阴暗中午无限期延长，加紧扼杀有思想、有文化的人们。老百姓心有压抑已久的苦痛，伴随着总理的离去，更为沉重。而此时一份容纳人民心声的“总理遗言”，悄然而生，横空而出，震惊了大江南北。

"李君旭、袁中伟等一群热血青年，在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追悼会后，更加苦闷彷徨，他们满怀时代情绪和忧患意识，亟须寻找人生出路和生存之道。但道路在哪里，他们都是迷惘的。除了经常聚会忧虑国家时局、宣泄一腹牢骚半腔空想外，把话题转向总理逝世后会不会留下遗言，又猜测如果有遗言，会说到哪些内容。不经意的言论、观点、设想、猜测、希望，被“一头微卷的头发透着浓浓的儒雅和书卷气”的李君旭用心记住了，他不动声色地创作了此后震惊中外、迅速传遍中国的“总理遗言”，甚至对最要好的朋友也只是轻轻说是抄来的。

让李中旭不曾想到，一纸虚言，竟然在全国人民中广为传抄，酿成了“四人帮”覆灭前一起全国性的重大政治事件。

袁敏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记忆沉淀，始终无法忘记继父亲被冠名“叛徒、特务、走资派”、母亲一夜间成为“假党员”之后，父亲、姐姐和哥哥都被公安带走了。她忘不了那一份写有“总理遗言”和“保护性审查”的公安部文件——当全国都在传诵周恩来的“总理遗言”时，“四人帮”发出紧急电话通知：“‘总理遗言’是伪造的，是一份蓄谋的‘反革命谣言’，要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彻底的追查。”是时为四五运动之后的没过几天，那一份虚拟的“总理遗言”已经流传了两个多月。不到一周，李君旭被公安部“网入囊中”。但他的知识分子家庭背景，“不符合上面追查要求”。

"“千百次的追问足以瓦解最激烈的意志”，李君旭被逼问谁是真正的“遗言制造者”时，连续受审四十多小时后，胡乱供出一些无辜的所谓参与者，其中包括袁中伟。坚持追求真理的袁中伟面对审问，直接承认“就是支持邓小平上台”。该案涉及七个家庭，关押要犯十二人，受此牵连的“传抄者”更是无数。

与案关涉人员，多为高官子弟，经家人多方联系，予以周全。袁敏姐姐当时交往的男友之父，正任浙江省委领导，而且他还是浙江省去北京参加周总理追悼会并面见邓颖超同志的三位省委领导之一。“审查”就此“定案”。李君旭、袁中伟们经过一段时间的牢狱生活后，随“四人帮”覆灭，也被“平反”了，步入了正常的生活轨道。

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却让主要经历者们的青春、爱情和家庭等都为之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总理遗言”制造者李君旭晚年病重

李君旭出狱初期曾有段时间被推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后任《浙江日报》评论员、文艺评论部副主任和杭州大学宣传部副部长、《东方青年》主编等，但“狱中，李君旭因失眠开始服用安眠药。长期对安眠酮的依赖，让他身体每况愈下，直至正常生活都成问题”，使得关心政治的他仕途发生转折，不再如当年意气风发口若悬河，时值中年，却已是木讷迟钝失忆衰老半身瘫痪近乎白痴。

“总理遗言”伪托总理的名义发布所谓的遗言，可以说的一种捏造、一种违法，这也说明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甚不得民心。这被“四人帮”阵营拿来酿制大案，株连打击，让当时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成了一种赤裸裸的强盗政治，则更是一种践踏民主的暴力斗争、一种以权代法的集体犯罪。此事件的出现，临近“四人帮”的覆灭、“文革”的终结。

"虽然这起激战时刻的“总理遗言”案，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那场惊心动魄的所谓革命的操持者也辞世多年，但它的推动者仍有不少人健在，如何处理好全面真实地刻画出来，必然要承受不同方面的压力。但，历史的劫难，断然不会因为需为尊者讳、为生者忌而诿过不语、或轻描淡写，那样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我们只有在一种开放的姿态中，写实那段历史中的人和事，方可让那一道难以弥合的时代忧伤减少几分痛苦。

"对于这一段痛苦而无助的历史，袁敏虽没有运用宏大叙事手法描写“文革”，但她细腻的笔墨清晰地勾画出“总理遗言”案的当时场景与后来影响，写她所经历的1976年从醉白楼到留椿屋的峥嵘岁月，写受难者追寻真相时对天下谎言的心存感激，写坚强者与无知者的长期较量，写大盖帽红袖章们冷酷抄家留下的阴影，更是饱满真切地写对生命与自由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