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叙事倒错是有别于顺叙的“逆时序”概念。
打破顺叙的叙述时序主要有两种，一是预叙，即是将以后的叙述活动提前讲述或提及，二是倒叙，也就是对叙事现阶段前发生过的故事的回头叙述。
在我国21世纪电影文学的“农民进城”叙事作品中，基于社会现实的创作方法促使过于超前的“预叙”出现频率近乎为零，所以由“预叙”和“倒叙”交替出现、涵盖未来、现在、过去三种时间的“叙事交错”也难以成型。
因此，本节研究对象选定为21世纪“农民进城”电影文学叙事中由倒叙引起的“倒错”现象。
" 倒叙是打破事件自然时序，将故事结果提前叙述，再回头叙述故事始末的一种叙事时序，也就是对叙事先阶段之前事件的追述。
由于故事的时间和事件结构层面发生变化，倒叙的叙述层面除了原有的第一叙事层面外，还多了“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事后追述”的第二或第三层面。
也就是说，叙述者现在的时间是整个事件的时间，依旧是第一叙事层面，而被倒叙展现的情节与片段是属于被倒叙的内容与场景的一个或多个较小的叙事层面。
因而外在受述者将被叙事者带入不同的叙事层，看见不同的内在叙述者和内在受述者，最后回到外面的第一叙事层面。由倒叙引起的逆时序又称“叙事倒错”。
" 根据倒叙程度，叙事倒错可以分为将倒错部分作为叙事情节主干的整体倒错和对故事中某一时刻或某个情节进行回溯的局部倒错。
局部倒错类似人们司空见惯的“插叙”，此处不赘述。
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对“顺叙”的依赖性，使用整体叙事倒错的电影文学作品本身便少于使用顺叙的作品，因此我国21世纪农民进城叙事电影文学中运用整体叙事倒错的作品并不算多，却非常有代表性，如2000年管虎导演的《上车，走吧》、2000年黄军导演的《不要欺负人》和2008年陈军导演的《农民工》。
" 这几部作品叙述上的沟通特征是开端总领全局的独白或文字，然后在整体倒叙中进行事件主干的顺叙，并以事件结局收尾。
《上车，走吧》是21世纪第一部描写农民进城经历的电视电影。这部作品情节并不复杂，但细节生动真实，打动了不少观众。
它对整体叙事倒错进行了非常典型的演示。开端便是多年后主人公回忆起旧事时颇为感慨的一段内心独白： “1998年7月4日，那一天，我和小明走的。虽然村里人都知道我们要去北京，但我俩还是偷偷溜走的，可能是怕家里人改变主意吧，也可能是怕送别的时候那些个哭哭啼啼的场面。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前面是什么在等待着我们，但我们毕竟离开了这个我们生活了二十多年、太过熟悉的地方，我们终于将要去到那个自小就梦想着的城市。那种离开时的兴奋，我到今天仍然记得……”这段独白来自于刘承强。
" 《上车，走吧》以刘承强对自己和高明进京前的回忆来总领全局，独白之后将叙事时间马上调回“1998年7月4日”，开始叙述二人背着大包小包到达熙熙攘攘的北京火车站、因衣衫褴褛被警察搜查行李、又因满口方言被黑心的小巴司机漫天要价的经历。
一直到影片结束前，刘承强的内心独白才以旁白形式再度出现，并以回忆者、叙述者的身份接着与高明醉后散步的画面进行叙述：“那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喝醉，那种滋味很美，因为看什么都是美的。我知道从此以后我将一个人在这个城市继续生活下去，自己的日子终归还需要自己去奔。不管怎么样，我已经不再害怕这个城市了，所以我一直相信，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 到此，影片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
刘承强的前后独白标志着故事的开始与结束，最后再独白收尾，呼应开端并以台词点题。这段整体倒错跨幅较大，开端和结尾的情节意义仅为告知叙事进度，不具备鲜明的叙事功能。
益处在于，开端相当于告诉观众“接下来您将看到回忆中属于我们的故事”，随后内聚焦视角开始发挥作用，总起悬念，引起观众好奇“前面是什么在等待着”，调动了受述者的积极性。
而后在第二叙事中以顺叙手法展开情节，细致地刻画了二人在北京的经历，让外在受述者一点一点了解在“前面”等待的原来包括了破旧的住宿环境、不公的工资、青春的敢拼敢闯、满怀嫉恨的同行、孤独又繁华的城市街道、甜蜜却失意的爱情，以此彰显“留城”之难。
" 同年的《不要欺负人》与之相似。影片的叙述开端是青年打工仔欧阳皇钧憔悴潦倒地躺在荒地上，等着追逐而来的直升飞机落下，办案人员将自己拷走。
摘自主人公《狱中日记》的一段文字字幕随后出现：“我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我不懂法。下辈子我一定要记住了……”这段和《上车，走吧》的开篇独白一样起到了强烈的“设悬”作用，同时字幕本身也有省略的叙述效果。
之后，在整体倒错中再以顺叙对欧阳皇钧的家庭与经历介绍、对他从与其他打工者的博弈和与燕子姐的相遇相知到最后犯法杀人、依法受惩处的事件进行整体回顾，照应开头呼吁学法懂法的日记摘录。
" 2008年陈军导演的《农民工》开端内心独白则有比《上车，走吧》更为浓厚的个人色彩。陈大成说：“我们离开老家出来打工，眼看着快17个年头了。这些年，我们走了一条很长的路，从乡下一步一步的走进城里。这里边有开怀大笑的时候，也有欲哭无泪的时候。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究竟是为了啥呢……”
陈大成抛出了“我们走了这么长的路，究竟是为了啥呢”的设问式悬念，再次引导观众好奇。
聆听的同时，受述者通过画面得知陈大成正带着妻女在回乡路上，听见电视新闻介绍当地服务于农民工的就业招聘活动，并提及“凤还巢”工程对外出创业的本地农民工回乡发展热情的吸引。
到此，“凤还巢”的伏笔埋下，故事开始以大成的口吻进行回忆。
" 时间线索可整理为： 2007年陈大成回忆过往——1991年大成和茂盛、喜龙、二牛等兄弟到浙江打工，结识王秀清——回到2007年，大成秀清回乡捐了一所小学——1993年二牛为了挣钱进行高强度打工不幸坠楼而亡——2003年大成事业有了起色，秀清怀孕；公司出事，秀清流产——回到2007年，大成夫妻与阜阳乡亲团聚——2005年大成寻找因无法再受孕离家出走的秀清；大成与茂盛、喜龙发生矛盾，兄弟断义——回到2007年，大成与茂盛、喜龙重聚。
资助“凤还巢”工程的大成集团迎来开业庆典在这组叙事中，第二叙事都在第一叙事时间之内，又各有自己的起止时间及标志，构成了不断穿梭于现在和过去的整体倒错与局部倒错的融合。“有些作品中整体闪回被现时叙述切成几段，叙述者在追忆往事时不时地返回现实叙述，这需要甄别。整体闪回要求追叙部分成为作品主体，否则属于交错。”
" 《农民工》就是“整体闪回被现时叙述切成几段”的代表。
为了明晰叙事线索，作品采用了9次旁白进行引导，起到了对曾经发生事件的补充作用，并在补充中完善了陈大成进城后的心理变化，提升了整体叙事的完整度，为外在受述者理解故事发展逻辑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
时间和空间是电影文学叙事的两个基本维度，无论采用何种时序进行叙事，叙述者及其叙事行为都需要在某种叙事空间构建的场景中才能发生。
“农民进城”本身便是农民由乡村进入城市的过程，空间转换及带来的社会适应问题也是叙事的重要对象。作为叙述行为及其情节的发生地，叙事空间的建构可以辅助部分情节、主题的构造，促进叙事结构的立体化，也有助于叙事者在特定环境下传达自己的价值观。
" 因此，观察21世纪我国“农民进城”主题电影文学中的叙事场景，从空间与时间的角度出发探析其叙事与文化意义，有助于评析我国21世纪电影文学中的“农民进城”叙事。
根据叙事学理论，叙述时间与故事时间存在三种基本的速度关系，即故事时间长于叙事时间的“概述”（概要叙事）、故事时间短于叙事时间的“扩述”和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相近的“等述”。
“等述具有时间的连续性和画面的逼真性，主要用于表现人物在一定的时间、空间里的活动，构成一种戏剧性场面。”
从胡亚敏的论述中可以反推，具有时间连续性和画面逼真性、表现人物在一定时空活动的叙事场景中的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长短是相近的，这在罗钢的《叙事学导论》中找到了佐证：“场景即叙述故事的实况，一如对话和场面的记录，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大致相等。”
" 空间是场景的建立依托，而空间在场景被建立起来时将与时间一同构成叙事。由于“等述”的特性，在具有现实意义的场景中，叙事空间与时间在紧密结合中逼近真实，空间也将依据叙事时序发生变化。
以进城青壮年为聚焦对象的故事最常发生在城市的劳动空间当中，其中又以工地劳动场景最为典型。伴随着物质条件的发展，贫富差距加大成了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处于社会上层的“有产者”和底层的“无产”打工者之间矛盾大多起源于贫富矛盾，上位的财富控制者以金钱为饵“钓”着底层势微的进城者，促使在工地劳作的进城者们一边贡献青春与力量，一边不被城市接纳甚至反而被边缘化。
" 最容易与劳动场景产生联系的是利益之争，常见导火索有工头拖欠工资、苛待工人、不主动保障工人应有权益等。
工地是泥瓦工、木工、拆迁工等建筑工人及在车间从事制造业的工人的聚集处，特点是工作强度高但工资不算高。
刚进城便来到工地的工人大多以群体的方式出现，很多人不了解城市更不了解时政，文化素质低下，不懂如何维权。
逼仄的工地空间半强迫地将他们软禁，使工人们实际上依旧处于被城市隔绝的环境中。与此相对的是对城市、工地空间以及对民工十分熟悉的老板或监工，他们指点江山、查阅进度，掌握着进城农民的财政大权，贪婪地为自己谋取利益。
" 《农民工》的陈大成和《不许抢劫》的杨树根都是这类劳动场景中主导进城者的领头角色。
二人都因讨薪被黑心老板的手下追打，陈大成报复回去后反被报复受伤，最终凭借要钱不要命的狠劲儿才站住了脚；杨树根所处的时期晚于陈大成，社会法治程度较高，不允许使用暴力相逼，树根便带着兄弟找到王奎用“熬鹰”的办法逼债。
人物之间的矛盾最终不一定在劳动场景中爆发、解决，冲突却往往在劳动场景中诞生并发酵，促使劳动场景中的关键叙事情节成为整个叙事过程的高潮，这一规律在《上车，走吧》《电话亭情缘》《那一片森林》中也得到了印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