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 文/张骏驰
《乡土中国》是费孝通于1948年出版的社会学巨作，展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被学界普遍尊为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它不仅展示了延续了千年的中国传统乡村的面貌，还抛出了后乡土社会如何寻找出路的问题。可以说，《乡土中国》不仅是我们认识乡土的途径，也是破局乡土的抓手。
要想深刻地理解《乡土中国》，我们得先了解费孝通写作的前前后后，因为《乡土中国》不是费孝通的闭门造车之作。了解创作前的灵感起点和同时代其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乡土中国》。
上世纪30年代末，费孝通用了10年跨越中国南北、东西两半球，历经实地研究、国际交流、历史研讨。他深入过乡村，多年的乡村生活，使他对农村文化和社会结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943年6月至1944年7月初访美国，费孝通与美国学者进行了诸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尤其是在阅读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的《美国人的性格》后，他对友人说：“我看到了一个社会结构的标本。”这本书对他启发极大，也许也就是这本书，才让他有了写《乡土中国》的想法。
到了1947年，他决定从社会结构入手来讲乡村社会问题。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另起炉灶，甚至暂时撇开经济问题，专从社会结构本身来发挥”。正巧此时，《世界评论》约他做长期供稿人，他就开始了《乡土中国》的写作。
在某些学者的眼里（以赵汀阳为代表），中国在现代被反思过许多次了，其中激进主义社会批判色彩浓烈的反思在过度且刻薄的批判中反而使中国的面貌、中国的形象模糊不清。但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的社会分析则非常不同，费孝通创造性地把本来用于观察他乡的人类学方法用来观察本土（从这里可以明显看出《菊与刀》《美国人的性格》对他的影响），这样就形成一种把本土当成他乡的客观态度，从而有利于揭示客观问题。这样的反思就如热刀切黄油一般，犀利地揭示了中国乡村的基本性质。
费孝通笔力独扛，短短5万字展现了乡土社会的种种方面。本篇书评篇幅有限，只谈个人感受最深的3个章节：《乡土本色》《差序格局》《无讼》。
一、认识乡土：中国乡村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什么？
中国乡村的基本性质和基本问题是什么？《乡土本色》这一章大抵是《乡土中国》的总论，也就是对这个问题前半部分的直接回答：“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如书中所写，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粘着在土地上的。对以农为本、以农为生的人们来说，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
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即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一种状态，乡村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样的生活状态也造就了一个“熟人社会”，这与现代城市的“陌生人社会”呈现本质的差异，城市里的人与人之间即便相互认识，也不一定相互熟悉对方的底细。而在乡土社会里，人和人之间都是相互知根知底的，这种熟悉是从时间里、多方面、经常的接触中所发生的亲密的感觉。
在相互熟悉的基础上，乡土社会的信任关系得以形成。这就是乡土性的3个表现方面：第一，乡里的人是不流动的；第二，社会圈子保持着独立；第三，熟人社会。中国乡村的基本性质，就是“乡土性”。
《乡土本色》回答了中国乡村的基本性质，《差序格局》则是对基本性质的进一步阐释。书里是这样写的：“以己为中心，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每个人都是自己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这就是一个差序格局，一个“伦”的格局。在费孝通之前，曾有学者以“伦”做突破口，就传统社会中的差等关系做过相关研究，比如潘光旦：“格局的不同是人我之分的最主要的因素，我之所以为我，与人之所以为人，是由于彼此格局的互异。而尤其要紧的，是此种互异的鉴别与体会。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
伦重在分别，是有差等的次序，礼记中讲究的“十伦”，就是在讲一个差等问题，要求“不失其伦”就是在维护人与人的交往网络中所遵循的差等纲领。虽然并不是整个封建传统社会时期都是这样，但毫无疑问，这样尊卑有序的差序格局，几乎造就了中华民族传统社会时期的性格底色。
《无讼》涉及的法制化推行问题，则是基本性质在法律上的体现。
上文提到，中国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缺乏流动性。在这样的熟人生活中，乡土秩序所依赖的规矩，在“乡里乡亲”的交往中自然形成并被大家认可、遵守、流传下去。村里的人们在熟悉的环境中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就是礼俗规则。
村民与外在的法律规则相距遥远并不熟悉，不靠专门的机构来传授，而是依靠熟人间的亲密行为习得并传承下去。这种规则是 “礼治”的基础，也是乡村中常见 “无讼”状态的原因——人们依靠这样的公序良俗各得其所，大多数时候并不需要法律介入。
法律普及入乡村的生活一大难点便是，有时尚未得到建立法治社会的好，反而先得了破坏礼俗规则的坏。中国素有调解的传统，对乡村中的大部分纠纷来说，解决办法通常不是付诸公堂，而是通过调解。
但在现在的法学观念中，调解作为中国的法律传统，是与礼治和人治的社会形态紧密联系的，不符合法治社会人们权利意识兴起和审判实践发达的潮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调解传统不宜作为法治建设中的本土资源。这种观念将调解与法治置于对立面上，使得法治向基层普及推进时不得不先摧毁调解制度，而带来上述的大难点。
《无讼》这篇文章为解决这样的困境带来了一些启示，我们的法治普及并不是一定要将调解置于法治的对立面，如能通过一些创造性的、实践可行的转化、融合方法，将作为调解传统变成推行法治的一个工具，变成中国法治的调解制度，既能解决难点也能避免乡土社会的主体——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农民产生不信任的问题。可以说，调解制度有望成为国家官僚秩序和乡村自治秩序之间有机结合的产物与和谐统一的结晶。
《乡土中国》回答了中国乡村的基本性质，那么，中国乡村的基本问题又是什么？《乡土中国》的姊妹篇《江村经济》犀利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这是一部经典的村庄民族志，在微观考察的基础上，揭示和探讨了乡土中国的基本问题。费孝通的研究最后总结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乡土中国》表面上只回答了前半部分，但后半部分的回答，离不开它的奠基。这就是为什么说《乡土中国》重要，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深刻的视角来认识乡土。
二、破局乡土：后乡土社会何去何从？
我在读这本书时，有着这样的问题：现在的中国乡村还是乡土中国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现在的乡土的基本问题又是什么？该怎么样来解决中国现在的乡村的问题？
以《乡土中国》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后乡土中国概念，是解决当前乡村问题的抓手。
了解现在的乡村，我们还需要回到《乡土中国》中去，与现在的乡村做个对比。与传统乡村相比，现在的乡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人们大多数流向了城镇或大都市。我们说以前的乡土性有一个特征，人在空间上是很少有迁移，是不流动的，但现在中国农村大量人口外流，流动性特征明显。除在空间上的表现，这样的流动性还体现在职业、社会地位的流动变化上。
细心一点可以发现，人口外流是从家庭中的顶梁柱、主心骨外出打工开始的，他们在村中本来是务农的主力，社交活动、利益纠纷的主要参与者。他们的外出，不只是个人物理上的离开，也造成角色缺位，导致“熟人社会”失去主体。但熟悉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消失，所以现在乡村仍然保留了部分乡土性的性质。
现在的中国乡村既是乡土中国，又不是乡土中国。用陆益龙的话说，是后乡土社会。
后乡土社会，已经不存在农民吃不饱饭的问题了，此时面对的基本问题是，农民们如何获得发展机会？脱离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后，农民面对如今的市场，困境十分明显：按照市场规则，拥有更多人力资本、资金、技术和信息的人，才会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包括就业和收入，而单纯体力劳动的回报和价值则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
一言以蔽之，在讲究机会公平的时代，农民却很难得到真正意义上公平的市场机会。不可否认的是，市场的效率原则本来就决定了市场行为和市场选择优先考虑的是自我效益的最大化，市场更多地是给有竞争优势者提供发展机会，而非提供公平发展机会。所以，不可忽视农村建设，应结合各方力量，尽可能为农民创造更强的竞争力，用合理的竞争激励体制激发农村内生动力，引导更多对乡村的投资，激活农村市场的发展。这个极为关键的基本问题，实际上是《乡土中国》抛出来的。
为什么说《乡土中国》是解决农村建设、助力扶贫攻坚的抓手，就是因为先有《乡土中国》才有衍生出来的“后乡土中国”，其后的研究方式大都跳不出《乡土中国》的模式。这就是《乡土中国》没有过时的原因，它如手术刀一般，精准地说出了上世纪40年代的乡村基本问题，也衍生出了“后乡土中国”这个概念来揭开现在的乡村基本问题的面纱。
说回《乡土中国》本身。我从小生活在农村，直到上学才到城市生活。神州大地内陆的一个盆地乡村承载了我的童年回忆。《乡土中国》给了我一种新的视角重新认识我的故乡，那画着漫山遍野油菜花和翻飞蜂蝶的童年画卷，如今又有了新的色彩。
随着我对《乡土中国》的阅读，我仿佛置身事外，用一个外人的身份冷静地重新审视我回忆中的故乡、我回忆中的我的土地。甚至可以说，《乡土中国》是一张带着回到过去的车票，书中讲述的乡村多多少少都能在我的故乡找到一点影子。这让我更热爱我的故乡，对它更是热泪盈眶。我们怎么认识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热爱我们土地的开始。
中国人是土地的儿子，从土地中生，在土地上长，最后回到土地中去。《乡土中国》提供了一个认识我们的土地的新视角，仅从这个角度来说，该书不可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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