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老人扛着锄头走过“状元村”小广场。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影
新京报讯（记者 周怀宗）“这个是1978年考上清华的，他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现在是教授。这个是山东大学的博士后，这个是硕士……”洼里村会计彭淑禄手里，有一本打印的红色小册子，这些年来，所有走出村庄在城里安家落户的人，都在上面。
洼里村原来叫彭家洼，村里320户、960多人，绝大部分姓彭。这个泰山脚下的村子，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农耕废弛、人员流失，走在村里，好半天才能见到一两个老人慢慢悠悠地经过，几乎没有年轻人留在村里，哪怕当下正春耕季节，也没有一点点繁忙气象。
如果只是走马观花一般地路过，不会有人知道，这个村子还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小小的村庄里出了9位博士、9位硕士，将近60位大学生。
村主任彭乐冬说，以前县太爷经过洼里村都会“落驴”。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影
状元村没有状元 老校长借钱供孩子上学
几年前，因为当地媒体一次偶然的报道，洼里村有了一个“状元村”的称号，其实洼里村没有高考状元，无论是任何意义上的状元都没有。之所以被称为“状元村”，是因为这里走出去了数量远超其他村子的大学生。
这个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村子，曾经以出教书先生而闻名，据村主任彭乐冬说，以前县太爷下乡，经过洼里村的时候，都会主动“落驴”，以示尊重。
这个传说无从可考，洼里村也没有 “下马石”“落驴石”之类足以证明传说的东西留存，村主任讲这个故事，似乎想证明，洼里村的尊师重教是有传统的。但在村里小学的老校长彭西庆看来，之所以拼命读书的原因只有一个——穷。
彭西庆的儿子，是中科院的博士，他至今还记得当年供孩子上学的艰难，那是1992年，儿子考上师专，入学时要交700元，此时的彭西庆，已经当了12年小学校长，经济条件在村里算好的，但依然拿不出700块钱，东拼西凑才借齐，后来小儿子又进入山大读本科，还要交1200元，彭西庆不得不再借一次。
老校长彭西庆夫妻俩正在剥花生。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影
老人苦点就苦点 孩子们再不能受穷了
洼里村是典型的农耕村落，村里人世世代代种地为生，虽然东临泰山，但实际上，离泰山还有很长一段距离，泰山的旅游业，几乎不可能辐射到这个村子里，村里西面有一条河，叫做淘河，是汶水的支流，但远没有出过大汶口遗址的汶水那么有名。
那山那水，对洼里村来说，都是靠不住的。和传说中的“教书先生之乡”相比，它还有一个更有可信度的称号“建筑之乡”，这是无数村里人出外打工，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上“拼”出来的。
彭兴坤已经60多岁了，仍旧在外地打工，超过了55岁，建筑工地就不要了，极少的看门、看料场之类的工作，都得是老板的熟人才能干。彭兴坤只能到处打点儿零工，“有什么活儿，就干什么活儿”，彭兴坤的妻子说。
彭兴坤的一儿一女都是大学生，女儿读博士，去年刚刚毕业，在一所高校任教，儿子去年本科毕业，已经工作。对彭兴坤一家人来说，千斤重担算是放下了，“比起以前，好多了，至少没有负担了”，彭兴坤的妻子说。
彭兴坤的妻子不太愿意谈及那些年的艰苦，也不觉得她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村里只要有孩子上学的，谁不穷呢”？她的观念很朴素也很现实，“穷才要上学，我们这一辈人，苦点儿就苦点儿，孩子们再不能受穷了”。
孩子第一年生活费靠贷款 好多年才还清
彭兴坤的侄儿告诉记者，彭兴坤的孩子考上大学后，夫妻俩掏不出孩子的生活费，甚至在村里也借不到足够的钱，最终还是靠贷款，才能送孩子去上学，“学费可以申请助学贷款，孩子在学校也能勤工俭学，但一开始的路费、生活费之类的，就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我们自己哪儿能贷出来款，什么抵押也没有，还是托人担保才贷到”，彭兴坤的妻子说。前前后后，彭兴坤一家贷了6000元到7000元，一点点还，还了好些年才还清。如今，彭兴坤在外打工，两个人的生活已经不成问题，但也仅止于此，“也就是能生活吧，只是不用再考虑其他的问题了”。
在老校长彭西庆家里，夫妻俩正在剥花生，这是今年的种子，早年民办教师转正时，他们家里几乎就没有地了，仅有的一点儿地，种点儿花生之类，权作消遣，他的退休金足够他们老两口生活。孩子们都在城里成家立业了，偶尔回来，也不会再去地里，他们已经彻底和土地告别了。
彭兴坤在外地打工，一年难得回家，儿子过年过节才会回家，大部分时候，都是妻子一个人在家，唯有女儿，在一所师范学院教书，寒暑假的时候回家和母亲住一段时间。彭兴坤的妻子也会担心女儿的婚事，“都30岁了，着急，可着急又有什么办法呢，孩子在城里，我们够不着”。
留在乡村的老人们，确实很难再为进城的儿女们负担更多的东西了，成家、买房子，这个城里的父母操心的事情，基本上都超出了他们的能力。
洼里村的老人们。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影
他们崇拜学历 但并不真的了解学历
从彭兴坤家里出来，记者碰到了一位刚要出门的杨大姐，杨大姐的丈夫在广东打工，留下她在家里照顾上学的小儿子。
杨大姐的儿子还很小，在隔壁村上幼儿园，每天早晚都要接送，女儿去年刚考上大学，她希望孩子毕业后，接着考研究生。“学历低了不行，找不到好工作，硕士都不行，最好是博士”，她说。
或许是因为考出去的大学生足够多，也可能是村里重教的风气所致，许多村民都很重视学历，希望自己孩子的学历越高越好。但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其实并不了解学历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会觉得博士后比博士的学历要高，留美的博士比博士后还高，有时候也会把山东大学和济南大学弄混。村里面走出去几十位大学生，但他们记得最清楚的，还是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中科院等极少数几个名字，大多数孩子究竟考了哪个学校，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的家人才能说得清。
不仅是杨大姐，村里的人们几乎都有着类似的观念，学历高了才好找工作。这样的逻辑简单而朴素，就是彻底离开穷困的乡村，而要想走出乡村，考学要远比打工好得多，“打工也行，但那是青春饭，就干那么几年，老了还得回来。而且现在结婚要房子、要车，得打多少年工才能赚到。考学出去就不一样，最起码工作轻松，不用风吹日晒，老了也有保障。一辈子的问题都解决了”。
蓝天下的洼里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影
合欢树已经如盖 小学没有了
洼里村的小学，改革开放后，经历过三任校长，彭西庆是第二任，第三任叫彭淑德，如今也已经退休十多年了，村里的小学，也早就撤销了，如今改成了村委会。
唯一还和当年的小学有关系的，只剩下院子里的两棵合欢树。
彭淑德现在还记得，合欢树是1978年栽的，那时候他还只是个教员，如今，40多年过去了，合欢树已经高耸入云，树阴遮住了小半个院子，但当年的故事却已经模糊不清了。彭淑德甚至想不起来，他教过的学生中，到底有多少考上了大学。
“村里人太少了”，村主任彭乐冬说，以前每年都有二三十个适龄学生，如今也就五六个，“开不了一个班了”。
现在，洼里村的孩子们，都去隔壁村的小学上学，那是一个大村，有两千多人，周边五六个村的孩子，都在那儿上小学。
中学则要到乡里去上。杨大姐的女儿，就曾在乡里上中学，每两周回家一次，“那时候连公交车都没有，附近村里有大车的人家，定期接送孩子们，收很少一点儿钱”。后来，县里的中学招生，杨大姐的女儿看到后，自己跑去考试，被录取了，上学也就更远了。
村民正在种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影
没人种地了 都种白杨树
尽管洼里村的大学生很多，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考上大学，考不上的，只能出去打工，“年轻人们不会留在村里，更不愿意种地”，彭乐冬说。
村里的大部分地，都改种白杨树了。杨木质地疏松，不算是好的经济树种，甚至无法直接成材，村里的白杨树，长成后都是卖给附近的板材厂，板材厂切削、粉碎之后，直接压成复合板。但从经济效益上看，还不如种粮食。
唯一的好处，就是它几乎不用看管，“七八年就可以卖了，中间很少需要照顾，人们可以腾出时间去打工”，会计彭淑禄说。
对干不动农活的老人来说，白杨树也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只是不能以此为生，“真的老了，还是要靠孩子，地里的产出，补贴点儿还成，靠不住”，彭淑禄说。
彭淑禄也已经70多岁，从1983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村里当会计，村里的经济情况，没人比他更了解。“我们这个村，要发展起来太难，没产业、没项目、也没有什么像样的特产。村里的孩子，唯一的出路就是考学”。
走在村里，路上背柴的、打水的，骑着电动三轮的，几乎都是老人，村里唯一的小磨坊，几个年迈的老人，正在这里粉碎饲料，材料是花生壳，在粉碎机上粉碎之后，可以喂猪、喂鸡、喂狗。除此之外，村里几乎没有任何发出声音的地方。
好好学习 就是“状元们”最好的建议
考学出去，意味着个人命运被彻底改变了，但村子还是那个村子，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出去的人偶尔回来，也帮不上村里什么忙，有时候他们也会给村里一些建议，但最好的建议，就是让孩子们好好学习”，彭淑德说。
走出去的学生们，对于日渐凋敝的故乡，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已经博士毕业两年，在一所大学里教书的彭淑庆说，“我们村里出来的学生，很多都在学术方面发展，都没有太大的能力帮助村里”。
1993年，彭淑庆小学毕业，进入中学，要到乡里上学，“那时候国家经济已经不错了，但村里还是非常穷，我和哥哥两个人上中学，每周生活费加起来也就2、3块钱，这点儿钱，不用说在食堂吃饭了，就连馒头都买不起。仅有的2、3块钱，用来买圆珠笔芯、本子都很紧张”，他说。
兄弟两个人只能从家里带煎饼、咸菜充作口粮，“夏天不能带太多，爱坏，冬天冷，煎饼都冻硬了”。考大学时，彭淑庆选择了一所师范专业，只因为每个月有70块钱的补助，靠着这些补助，加上勤工俭学，才能勉强完成学业。
曾经的茶店如今大门紧锁。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影
▎专家观点
吸引人才的方式，不是靠情怀
上大学后，彭淑庆就很少回家了，假期要打工，唯有过年，还能回家待几天。工作以后，回家的次数也没有变多，“虽然有寒暑假，但自己有了孩子，要照顾孩子”。
逢年过节回家时，村里有考大学的孩子，也会向彭淑庆求教，“也想给村里做点儿贡献，但力量实在微薄，只能在学业上给孩子们出出主意，其他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办法”。
在谈起洼里村的振兴时，村主任彭乐冬有些无奈，“还是要靠产业扶贫，但资源太少了，也就背后的那条河，整理整理，可能还会有点儿游客”。
但即便这么一条河，也不是洼里村独有的，村主任的振兴计划，是否有成功的可能，依旧不可知。“这可能是很多乡村在现代化转型中共同的困难”，著名学者、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阳说，“任何农业社会在现代化转型中，都是以人口大规模流失为特征的，完成转型的标志，不是人口回乡，而是生产模式的转变”。
出外的大学生，他们比村民更有知识、眼界，但同样抵挡不住传统村庄和传统农业的衰落，“我们还处在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直到今天，考大学依旧是很多农村孩子摆脱贫穷、迈向中产的最好途径。他们考上大学，不仅是从乡村走向城市，更是身份的变化，他们有了干部身份，可以考公务员，可以进入大企业，可以不断地晋升，这是迈向中产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城市人，不再是村里人，想要回报乡村，非常难”。
学生们出走之后的乡村，又该如何振兴？杨阳认为，“还是要依靠农业现代化，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转为相对集约化的现代农业。至于人才的问题，乡村振兴也好，现代农业发展也好，确实都需要大量的人才。但吸引人才的方式，不是靠情怀，而是靠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支持，让愿意去乡村的人，可以得到和城市相同甚至更好的待遇，比如住房、保险、养老等。人才的流动一定是自由的、也是自愿的。只要乡村确实有吸引人的东西，且没有后顾之忧，自然有大量的人会去乡村发展”。
年轻人不愿留在乡村。新京报记者 王巍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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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观察
不回乡的学子 和乡村渐行渐远
不过，今天的洼里村，离人才的自由流动还很远。
彭淑庆的求学经历，或许是这个村子里所有大学生的一个缩影，他们走出了乡村，也从此和出生、成长的乡村割裂，除了偶尔回乡探亲，几乎不会再和乡村发生联系。
考学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但没有改变这个村子的命运，甚至因为人口的流失，反而加快了乡村的凋敝，这个本来就很小的村落，还在进一步萎缩，变得更小。“我们家有六口人，但户口本上，只有三口人”，会计彭淑禄说。彭淑禄的儿子在城里安家落户，户口还在家里，但儿媳妇、孙子孙女的户口都在城里。
在彭淑禄的眼里，家里有他们老两口、儿子儿媳，孙子孙女六口人，但户口本却只有三个人。洼里村320户，只有960人，平均每户三人，那些连带着户口一起离开的人们，他们的身份，不再是村里的居民，而是走出乡村的第一代移民，或许，他们逢年过节还会回村，因为村里还有他们的亲人、记忆，但到了他们的孩子乃至孙子那里，乡村就只是一个字典里陌生的词汇。
离开洼里村的时候后，已近日暮。车行减远，村庄在大片的白杨树林里若隐若现。忽然觉得那个安静、空旷的村子，就如那些白杨树一样，几乎没有什么“用处”，只能拼命地挤压自己，才能变成板材，变成家具，远赴他乡，供给人们使用。留在原地的，只是一片光秃秃的树桩，就像大地上的一个个伤疤。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摄影 王巍 编辑 张牵
校对 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