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嘉兴日报-嘉兴在线
市心弄出土的南宋开禧三年修街砖铭文拓片（现藏于嘉兴博物馆） 来亚文供图
清朝顺治初年，在基本平定南方之后，朝廷严令汉族百姓一律按满族习俗，剃发易服，因此激起了各地人民的反抗。在江南地区，嘉定、江阴、常熟、嘉兴等地皆爆发了反清斗争，民国时平湖人屈起撰写的《嘉兴乙酉兵事记》详述了嘉兴人抗击清军的始末：在战前，领导嘉兴人抗争的陈梧、屠象美等“示谕城内外二十四坊居民，每家出兵一人，有迁避不出者，众兵钞掠其赀，书‘逃民’于其门，入官，于是数日间集众三万余”。又采取严查清军间谍的措施，下令“各坊居民，不许往来，踰界者，即亲识，立时禽杀”。然而，因实力相差悬殊，嘉兴地区的抗清斗争很快被镇压下去，府城随即被屠，城内外“尸积里巷，血满沟渠，烟焰涨天，障蔽日月，数日不散”。
在慨叹这段历史的悲壮之余，我们同时留意到，与现代疫情防控时期各个城市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管理颇为相似，明清时期嘉兴府城的“坊”是紧急状况下组织和控制城市居民的基本单位，是古代城市的一种“社区”。领导者在征兵和查奸过程中，可以轻易地利用府城内外的24个“坊”进行战时管控，作为古代城市的“社区”，这类基层单位从何而来又如何沿革？在城市社会生活中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欲解答这些问题，需先从宋元时期说起。元初成书的《至元嘉禾志》是记录嘉兴、松江地区的地理志书，据该书记载，元初的嘉兴城由专门的城市管理衙署“录事司”管辖，其下分为五福、嘉禾、由拳、劝善、时清五个乡，这五个乡之下又设置了12个“界”，分别名为天庆上界、天庆下界、盐仓上界、盐仓下界、大悲东界、大悲西界、府东界、府西界、韭溪界、薛向界、南宫界、南菓子界。同时，宋代的嘉兴城内还分为南、北、西三个厢区。这些“界”“乡”“厢”便是宋元时期嘉兴城市的基层区划。
1957年嘉兴老城市心弄施工时，出土了两块刻有铭文的宋代修街砖，拓片现藏于嘉兴博物馆，其中一块刻于南宋开禧三年（1207），记载了这样一条居民住址信息：“大宋国秀州嘉兴县嘉禾乡子州西界市心内清信募绿弟子……”表明了南宋前期秀州（嘉兴府的前身）附郭嘉兴县已经有名为“嘉禾乡”“子州西界”的基层区划了，其中“子州西界”便是上文中的“府西界”（升为嘉兴府后所改）。从这些“界”的名称来看，“大悲”“韭溪”分别对应嘉兴古城中的大悲、韭溪二河；“天庆”“南宫”对应天庆观和崇道宫……均在文献中有案可查，这些“界”便是明清之“坊”的前身。
学术界一般认为，到了南宋时期，“乡”基本变为一种区分居民籍贯的地域单元，而在实际管理中并不发挥主要功能。宋代嘉兴城的五个乡所涵盖的区域实际上囊括城墙以内和近城区域，这与辖区皆在城内的12个界并不存在地理上的对应关系，因此城内的三个厢才是12个界的实际管理区划，乡的部分功能已然被厢所取代了，因此宋代的嘉兴城与湖州、温州等城一样，是厢统界的管理体系。
元代下令拆毁江淮地区的城墙，嘉兴也因此只保留了一座子城，元末明初时，嘉兴城墙得到重建，相比于宋代，只在西南一角缩建了三里，其余各处城址并未发生改变，且直至民国，嘉兴府城的范围皆十分稳定。宋代嘉兴城的厢区在元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到了明代，新设的“隅”取代了曾经的“厢”而成为“界”的上层区划。
明弘治《嘉兴府志》中收录了一篇作于明成化五年（1469）的碑文，其中写道：“玄真道院，在嘉兴府秀水县南隅韭溪界旌烈坊。”文中的“旌烈坊”在今嘉兴市区的中和街，这表明该街道在当时隶属于“南隅韭溪界”，此处的“韭溪界”正是沿袭了宋代的“界”区，而“隅”的名称，则是明代新设的基层区划，这在明弘治《嘉兴府志》中是有记载的：“国朝洪武初，以在城嘉禾一乡析为四隅。”可见宋代的三个厢区，到了明代已经被四个隅区所取代了。
作为鱼米之乡的江南核心区域，明代嘉兴的人口持续增长，为应对庞大的行政工作，在明宣德五年（1430）时，朝廷下令从嘉兴府下辖的嘉兴县（附郭县，县衙在府城内）辖区内分割一半区域新设一县，取名秀水县。明万历《嘉兴府志》记载宣德分县后，嘉兴县官吏颇为不满，埋怨说嘉兴县“在城东南、东北二隅误入秀水”。于是城内之地皆归秀水县管辖，曾经的四个隅便整合成了两个隅，上文中的“南隅”应由此而来。
明清之际嘉兴府城内外的24个坊区具体始于何时，或许已无从考证了。可以确知的是，至晚在1549年《嘉兴府图记》成书时，这些坊区便已设置了，并且时人已对此习以为常，而在编写方志时不愿耗费笔墨对此前发生的变革作出任何说明，于是沿用了数百年的“界”再也不见诸文献记载。明代中期嘉兴城市基层区划发生的大幅调整，其原因之一应是府城内之地皆由秀水县管辖，嘉兴县缺少城市户口以应付赋役，故于城外增设坊区，以增加城市户口。无论如何，府城内外的城市“社区”终于更新换代，并且又沿用了数百年，直至20世纪初期仍然存在。
结合民国《重修秀水县志》、民国《嘉兴新志》等志书对各个坊区的记载，并汇总明清时期各种地方志中所记录的城市地物所属坊区的地理信息，可以比较准确地复原出明清嘉兴府城内10个坊区的界线，这些坊区的界线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从传世方志的记载来看，自明中晚期直至晚清皆未发生显著的变化。
明中期之所以将嘉兴城的“界”更名为“坊”，与明初朝廷颁发了“在城曰坊，近城曰厢”的诏令不无关系，同时，城内的10个坊区并非完全新创，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对以前界区的继承。这10个坊区中的府东、府西二坊直接对应旧府东、府西二界，韭溪界位置对应灵光坊，天庆上、下二界位置对应凤池、集庆二坊……均表明此类古代城市“社区”的延续性之强。究其原因，这些坊区既是城市户口、财产登记的单位，又是赋役征发、治安和消防管理的单元，在城市管理和社会生活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朝康熙《秀水县志》记录了隶属于衙门的城市“铺屋”基地面积，便是以24个坊为单位的，这些“铺屋”类似古代的派出所兼消防队，说明当时嘉兴城市在打更、巡夜、防火等方面皆以坊为单位；明嘉靖《嘉兴府图记》更是记载了知府赵瀛以坊区为单位，新建了几所社区学校（即“社学”）的历史，可见这些坊区在明代同时兼作“学区”；而在特殊时期，坊区的重要性就更加凸显了，本文开头所讲述的那段故事便是一例。
至清朝灭亡后，嘉兴城内外的坊区还沿用了一段时间。1928年出版的民国《嘉兴新志》记载：“城区自前清以来，分为二十四坊，今民间犹沿用未废。”而就在《嘉兴新志》出版的当年，嘉兴县“实行村里制，将城区编定为二十二里五村”。曾经的坊区被整合为“里”，延续了400年左右的坊区最终被废除，时至今日，除了子城遗址附近的“府前街”“府东街”还保留了些许旧时坊区的名称之外，其余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来源： 读嘉新闻客户端 作者：来亚文 编辑：戴群 责编：邓钰路
